论证券公开的政府规制——兼评新《证券法》的公开规制条款

本文从证券公开规制的理论依据出发,论述了我国现行证券公开规制制度及缺陷,提出了完善证券公开政府规制制度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产品市场的政府微观规制法律制度——基于对当今农产品市场失灵的思考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转轨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机制存在的固有缺陷——市场失灵不断暴露出来,尤其显现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上。这就迫切需要完善我国政府的微观规制制度,以弥补市场失灵。本文力图对当今政府微观规制在法律方面存在的协调和整合不够,执法主体交叉混乱,权力分散,权威不够,对市场信息收集统筹的力度不够等问题找出原因和可行的改革道路。     

民营化过程中政府规制体系构建的路径探析

民营化浪潮的兴起有着政治和社会多重背景,且民营化并不是效率、经济的代名词,它有着公平、正义、责任等价值取向。当前我国民营化过程中的诸多制度缺失,加之民营化主体的理性人思考,共同导致了民营化中政府规制的现实必要性。构建有效的政府规制体系有多种路径,本文从规制机构的建立健全、强制信息披露与公民监督相结合、绩效评估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三个角度进行了简要分析。     

浅析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具有丰富的价值蕴涵,许多国家基于这一理念,科学地设计了自己的有关如何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我国中小企业众多,但是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欠缺,急需在法律上予以规制。在对我国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时,我们必须立足于有先进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指导思想,对法条上的细化与完善,社会与政府的双向规制,建立完备的监督机构。同时结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国情,进行科学地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的人文性。     

身份证明与个人信息保护——我国居民身份证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信息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需要权威的身份证明,由公权力介入推行的身份证明制度满足了这种需要,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但是只有通过法律规制明确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并设定政府不侵犯和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权威作用.我国日前身份证法律规制的弊端在于政府没有履行必要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公民的个人信息主体地位缺失,导致了政府滥用职权和个人权益受到损害.所以必须以保护个人信息为核心完善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法律规制制度.     

浅析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具有丰富的价值蕴涵，许多国家基于这一理念，科学地设计了自己的有关如何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我国中小企业众多，但是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欠缺，急需在法律上予以规制。在对我国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时，我们必须立足于有先进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指导思想，对法条上的细化与完善，社会与政府的双向规制，建立完备的监督机构。同时结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国情，进行科学地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的人文性。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政府主导模式与证券公开规制的失效

中国证券公开规制的体制基础,即“政府主导模式”创造了激发“造假”(即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制度条件,公开规制法律的失效难以避免。中国当前体制弊端的实质是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定位,与公开规制的制度理念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证券市场的制度建构乃至其他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绝非单纯的移植先进法律规范和执行法律的问题。仅就公开规制而言,法律规范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除了立法和执法的自身建设之外,还必须根据制度内蕴的价值和理念要求,创造法律适用的制度环境,尤其包括政府行为方式与公众的社会观念的转变。     

谈影响我国宏观调控的基础因素

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其机理是通过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调整各企业的经济利益来调节企业行为,调节经济运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依赖于一定的基础条件。考察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恰恰在基础因素方面是薄弱环节。 一、微观基础 企业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因为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措施只有通过市场作用到企业,改变企业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运行,才能达到政府调控经济的目的。     

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

预付式消费模式的兴起具有现实基础,但也存在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利益、扩张负面功能等问题,故应对其予以法律规制。各国关于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有以下共同点：通过对预付卡的监管来规制预付式消费;公法和私法两种手段并用;发挥自律组织的积极作用。我国应在借鉴各国规制经验的情况下,根据预付式消费实践及国情,建立富有针对性的规制模式。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存在层次较低、规制不全面、实施效果差等缺陷。因此,应对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法律规制作全新的制度建构,其主要内容包括：设立预付卡发行制度,设立预付卡实名登记制度,设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制定全国性合同示范文本。     

浅析转型期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及克服对策

转型期,政府微观规制的失灵有多方面原因,具体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和转轨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个性原因。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纠正政府失灵。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解决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宏观层面上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依法治国,从中现层面上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和依法自治,从微观层面上的政府主动、社会能动和政社互动,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特点和构建条件,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路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监督机制研究

民事审判监督机制是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制度及措施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非常重视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设计了较为完备的民事审判监督机制,它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有完整的框架体系,形成了多部门监督、大范围关注民事审判的格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动荡频繁,使民事审判制度的运作效果打了折扣,但是该时期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周密构建,为当时民事审判公正性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下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法制构建与中国回应

作为金融市场的一类特殊参与主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具有负外部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与巨大政府救助成本。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体制之下,SIFIs的负外部性得不到充分处置,由此导致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传统金融监管法制的重大缺陷。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正在力图构建新型法制,对SIFIs实施专门监管,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新型监管法制的构建围绕SIFIs的合理识别、强化监管以及有效处置这三个方面展开。我国应积极参与SIFIs监管的国际法制构建工作,同时积极构建与我国金融业现实情况相符的对SIFIs监管的国内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法制的反思与重构

我们国家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能不让我们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法制情况进行反思。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暴露出分段监管环节不突出和协调不畅的弊端,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较多缺陷。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建构新的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与法制。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的法经济学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显著的制度供给过剩。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会增加交易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的原因在于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权力监管模式下监管机关的粗放型制度供给以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化。改变金融监管制度供给过剩的状况,应当引入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理念和问责机制,将金融监管由权力监管向市场化监管转变,并合理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从传世的和新出土的陕西金文及先秦文献看西周的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法发展的完善时期,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奴隶制民事诉讼法律。陕西出土的传世的及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而真实地反映了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再佐以先秦文献总结出西周民事诉讼制度的概貌。西周的调解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宗法制的影响,使西周民事诉讼制度对中国司法制度有独特的影响。     

Paradoxes and Failures: ‘New Governance’ Techniqu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 of four ‘new governance’ techniques of regulation in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principles based regulation, risk based regulation, meta‐regulation and enrolment. These techniques have been advocated on the basis that they are responsive, flexible, and in enrolling others in the regulatory project thereby expand its capacity, and even its legitimacy. However, experience in the crisis revealed that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they can be out of touch or indulgent, focus heavily on auditable systems and processes, and that in enrolling others they can increase vulnerabiliti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negative endogenous effects. The argument is not that there should be a return to adversarial ‘command and control’ regulation, rather that experience of these strategies in the crisis suggests a need to understand in greater depth the refractive effects of the organisational, technical/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and adapt its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contexts.     

德国经济协调储备金制度之内容与借鉴

德国的经济协调储备金制度由其《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集中加以规定,这种储备金制度是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有效工具,对德国的宏观调控实践及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像德国那样能为克服经济衰退随时提供宏观调控资金的“储备金”制度,而在通过财政收入、发行国债和贷款等方式提供资金存在现实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经济调节储备金制度非常必要。我国储备金制度的建构可以结合本国的国情并借鉴德国的一些做法,同时应该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犯罪学转型中研究对象的固化———从科尔曼的“系统行为内部分析说”谈起简

犯罪学是一门兼具综合性与交叉性的新兴学科,自其诞生以来,相关理论问题争议不断.其中,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以来就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尤其在我国犯罪学的转型时期,该问题更需亟待解决.犯罪学不再局限于以传统的个体行为或个体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是立足于从宏观的视角认识其研究对象,将其固化为一种特殊的系统现象,同时采用科尔曼的“系统行为内部分析”说作为分析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论,把群体现象或群体行为作为犯罪学微观上的研究对象,旨在实现犯罪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系统与要素的结合,从而全面认识犯罪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