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救济

证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主要法宝，修订后的刑诉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作了如下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诉法条文这样表述的含义是如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对象不同意接受律师的调查或者调查行为未取得有关司法机关的许可，辩护律师就不能从其调查对象处收集证据材料。现行刑诉法所作的上述规定，是对辩…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试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一、调查取证权的理论基础调查取证权是指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的权利。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直接来源于被告人的调查取证权，因此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被告人的调查取证权的理论基础。对此学界尚未有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我们认为，辩护律师（含被告人）调查取证权的理论基础有三个，即。（一）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二）兼听则明的诉讼认识规律；（三）辩护职能的内在要求。兹分述如下：（一）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纠问式诉论模式当中，被告人作为纠问的客体，一进入诉讼程序，就丧失了…     

辩护律师的程序动议权

辩护律师的程序动议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法庭提出程序性请求 ,从而影响或改变审判程序的权利。它不仅是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中辩护律师固有的程序权利 ,而且根植于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中。其内容主要包括辩护律师的程序选择动议权、排除证据动议权、终结审判动议权和程序抗辩动议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程序动议权没有作系统的规定 ,但是辩护律师的程序动议权是对抗制诉讼模式所不可缺少的权利 ,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并逐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举证制度的完善

本文根据司法公正的主旨 ,对我国刑事诉讼举证制度中所存在的控辩双方取证权利、举证义务、对案件知情权的不对等、法庭处于偏听等现象进行了分析 ,为保障辩护律师对案情的平等知情权和调查取证权 ,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利 ,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修订后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角色与地位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律师阅卷权之缺陷与证据开示制度之构建

一、律师阅卷权之立法与司法现状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应当赋予并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以利于审前证据信息的交流,是与设立刑事辩护制度特别是律师辩护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息息相关的,没有阅卷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辩护权。1996年刑诉法修正之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采取的是“案卷移送主义”,"!辩护律师可以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到人民法院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全部案卷材料,虽然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较晚,但能够全面、系统的了解、掌握全部案情。修正后的刑诉法使得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能够在侦查阶段会见犯…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透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并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是刑事诉讼日趋进步的反映,但由于法条在有关调查取证权     

应当准许律师当庭提供证据材料

在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经常认为卷宗材料不够客观、全面,而进行一些调查取证,尔后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当庭请求宣读提供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对于此项请求,当今审判实践通常有允许、不允许和有条件允许三种做法。允许者认为,同意此项请求有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不允许者认为,律师当庭要求宣读并提供证据材料,法律并无此项专门规定,故而一概不允许。有条件允许者认为律师所要宣读并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在庭前交法庭审查过,如与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执业风险与防范

刑事调查取证是辩护资源的主要来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防御权的保证和人权保证机能的体现。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调取、收集、核实,对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以及免除其刑事责任等相关证据进行收集以及核实。这是律师具备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保证律师顺利执业的基础。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治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前提,没有律师制度以及律师的国家不能算是法治国家。完善和健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得辩护律师的实体性权利得到保障,也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另外,还能促进控辩双方的平衡,使得司法公正性以及正义性得以实现。     

公诉人对“突袭证据”的应对方略

大多数公诉人在遇到“突袭证据”时往往请求法庭延期审理，待证据补充后继续庭审。但这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新律师法却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全面的阅卷权律师较之以往将更容易发现案件中可能存在的证据瑕疵，以及一些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线索。与此同时，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律师在庭前有向检察机关展示证据的义务。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论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立法完善

广义上的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有依法向有关单位、个人了解情况,查明事实,收集材料,调取证据的权利。狭义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向司法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活动的权利。调查取证权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与当事人会见通信的权利,调取证据的权利等。律师的调查权和取证权在律师所有的执业权利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无论是在诉讼活动还是在非诉讼活动中,律师的法律服务都要建立在事实和客观证据的基础之上,律师执业过程中大量的工作是调查情况、掌握证据的工作。而要进行调     

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法治困境简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辩护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基础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完善与否,实际享有与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人权能够得到实现。我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漏到逐渐完善的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三完善,三增加＂,即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增加了保密权、申诉控告权和进行辩护的权利。     

令人堪忧的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人身权保护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使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同时,庭审的对抗性也得到了加强,给律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无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也显示出了一些不足之处,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更有甚者是对辩护律师执业人身权的侵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为了辅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其职责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刑事诉讼是国家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对个人发动的一场法律追诉活动,国家具有绝对的优势;因而刑事辩护律师作为…     

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法治困境

正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辩护律师顺利开展辩护活动的基础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完善与否,实际享有与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人权能够得到实现。我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漏到逐渐完善的过程。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进行了"三完善,三增加",即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增加了保密权、申诉控告权和进行辩护的权利。具体包括:     

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围绕加强保障人权,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但不可否认的是刑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仍然是一立法缺憾。对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赋予的不充分,对于其申请调取证据的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其辩护职能的发挥,而且对于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条款加以剖析并作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对法学理论、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所谓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就是指律师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权利。律师进行调查取证是成功办理刑事案件尤其是成功辩护的重要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庭审方式将作重大改革，公诉机关提交给人民法院的仅仅是“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较前相比，律师通过阅卷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将大为减少。因此，不进行调查取证，辩护律师便无法有效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无法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律师在刑事诉…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9年会于1999年11月上旬在上海举行。会议代表达160余名,大会收到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现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刑事诉讼法学部分　　一、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会者探讨了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1证据开示的范围。与会者认为,证据开示应遵循双向性原理。公诉人应向辩护律师开示在侦查、起诉过程中获得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所有证据材料,辩护律师也应向公诉人开示其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2证据开示的程序:(1)主体界定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2)时间…     

控方卷宗笔录运行之审思——兼及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卷宗笔录是中国刑事法官主要的裁判依据,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主要原因。比较研究发现在欧洲大陆国家,卷宗笔录的使用并没有阻碍现代刑事诉讼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卷宗笔录已然成为整个诉讼运行机制的一环。比较研究的结果为我国卷宗笔录正当化提供了进路——侦查行为合法化的司法审查,辩护律师及时全面的阅卷权利保障,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直接、言词原则的法庭审判,卷宗笔录便仅仅是用于记载侦查过程,固定依法形成的证据信息,辅助法庭审判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