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问题研究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此罪彼罪与一罪数罪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疑罪的基本特征是证据不足。疑罪可分为罪与非罪之疑罪、情节轻重之疑罪、此罪彼罪之疑罪和一罪数罪之疑罪。疑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认定疑罪要注意与疑难刑事案件相区别,把握好疑罪的认定标准,掌握好疑罪的处理原则:罪与非罪之疑适用疑罪从无;情节轻重之疑、此罪彼罪之疑和一罪数罪之疑适用疑罪从宽。贯彻好疑罪的处理原则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还就刑事诉讼各阶段如何具体贯彻疑罪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论疑罪的语境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个案中具体化时可能会遇到困境。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刑事案件的事实是被事实裁判者创造出来的,评价事实的刑事法律是被解释出来的。作为根据的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和作为准绳的刑事法律解释都必然要受到裁判事实主体和法律解释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当犯罪事实认定和适用刑事法律的正确性因为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受到质疑时,疑罪问题就会产生,对疑罪问题的研究之关键,在于确定疑罪的语境。刑事司法三段论是定罪过程中的基本推理模式,但因为疑罪问题的存在已经使刑事司法三段论陷入危机之中。在确定小前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事实疑罪,其中包括客观疑罪和主观疑罪。在确定大前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法律疑罪。刑法条文中概念的模糊性,刑法理论的竞争性,具体事实与刑法条文的相互作用是法律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     

传统刑事诉讼中的疑罪初探

法律真实的情况不同于案件事实,因此疑罪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由于社会关系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法律在适用和认定上会有一定困难,从而产生疑案。可以说疑罪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其认定与以口供为主的裁判规则关系密切,其审理程序体现了司法集权特征,疑罪的处置应当遵循慎刑原则。传统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疑罪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     

浅论我国古代对疑罪的处理原则

疑罪是指犯罪的构成要件无法确定,或者在众罪中难以做出合理的选择。在我国古代,甚至现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疑罪都是存在的,既有罪与非罪之疑,也有此罪与彼罪之疑。对疑罪,由于受当时立法思想和司法制度的影响,其处理原则也会有所不同。     

疑罪的认定与处理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践中要注意将疑罪案件与疑难案件区别开来,掌握好疑罪的认定标准与处理原则。     

古代疑罪审理的思想渊源及当代启示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于疑罪审理格外重视,形成了以“疑罪惟轻”为中心,“疑罪从轻”“疑罪从赎”“疑罪从赦”几类处理方式为主的模式。古代疑罪审理的原则制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厚植于慎刑恤刑、以民为本、德法共治的思想沃土。学习借鉴古代疑罪审理的有益经验,获得的启示包括:明确责任主体,压实权限职责;强化程序意识,重视案件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建立完善的申诉、控诉机制;发挥司法职业伦理在提升办案质量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贡献。     

论法律疑罪的本质及克服

法律疑罪是指不同解释主体对同一刑事法律条文的含义作出了有争议的理解。法律疑罪的本质在于不同解释者个体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别。为了克服法律疑罪,必须促使不同解释者在个体价值判断上的趋同。同时,当价值判断出现一定差异时,还应该存在一种说服机制,以便缩小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法律论证对说服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论证的程序;二是法律论证的一般方法。     

中国古代的罪疑惟轻

“罪疑惟轻”是中国古代疑罪处理的代表性观点。它主张当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时，对嫌疑人从轻处罚。“罪疑惟轻”的观点是对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的认可，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中庸思维、有罪必罚等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古代疑罪处理的模式和司法官员的疑罪处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内涵及其司法运用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疑罪从无原则的起源谈起,分别从刑法学和刑事诉讼证据学的角度分析了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内涵,并对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研究

疑罪不诉蕴含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司法理念和原则,它是检察机关适用法律强制性规范的结果,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体现。本文指出证据问题是疑罪不诉的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疑罪不诉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研究。     

论疑罪不诉的法理争议与现实困境

疑罪不诉的核心价值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践行.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传统思息的否定与制约,同时疑罪不诉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疑罪不诉在法理上产生的争议都与疑罪不诉的理论价值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标准难以理解把握.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缺乏实际效果,疑罪不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应等是疑罪不诉的现实困境.解决疑罪不诉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应取消单独条款的疑罪不诉规定,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加强证据不足特点与原因研究,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明确规定疑罪不诉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通过司法审查疑罪不诉决定.保障被害人权利.     

我国疑罪处理原则的嬗变

刑事疑罪问题是随着犯罪和刑事法律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直是困扰古今中外历代统治阶级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对疑罪的处理曾提出或实行过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办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疑罪案件处理原则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疑罪处理原则之现实反思

纵观我国古代对疑罪的处理原则,经历了疑罪从有、疑罪从无的漫长历史过程。对疑罪案件,应当如何处理才能既符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够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益成为当今各国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疑罪的认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必须遵循的准则.疑罪的认定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也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何为疑罪?其认定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此类案件,如何认定才能够既符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社会关注和理论探索的热点.     

坚持"疑罪从无"与处理好"民愤"的关系

"佘祥林杀妻案"引发我们对"民愤"问题的探究,过分强化民愤的存在对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具有消极影响。本文通过对比"疑罪从无"原则和过去"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做法,阐述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的意义,以及其与处理好"民愤"问题的关系。     

分权抑或垄断：域外疑罪不起诉模式的动态考察

疑罪不起诉是防止公民被无根据地或非法地提起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分权模式和垄断模式下,疑罪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基础具有相当的共性,但在起诉权本质、控制机制、社会反应等方面具有不少特色。完善我国疑罪不起诉制度,可在利益平衡、事后制约、被害人参与、说理机制、起诉指南上积极借鉴域外经验。     

清代的疑罪处理——原则、例外与价值追求

不承认疑罪结案并且不允许适用刑讯是清代疑罪处理的原则,而立法上承认某些特殊案件可以按疑罪处理及实践中适用刑讯则是疑罪处理原则的例外。疑罪处理的原则与例外体现了清代立法者注重案件真实、仁政、司法效率、生命等价值,而司法者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导致清代疑罪处理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相脱节。     

传统刑事诉讼中的疑罪

法律真实不等同于案件事实，这就使疑罪的产生不可避免。古代社会的疑罪浓缩了传统司法的典型特征。疑罪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疑罪的认定与以口供为主的证据裁判规则密切相关，疑罪的审理程序体现了司法的集权性，疑罪的处置遵循慎刑价值。传统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疑罪制度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重大疑难案件的解决机制研究简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审判活动中，司法机关经常会遇到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国家法律条文没有涉及的疑难案件。对于这类疑难案件，许多政权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例如，在司法程序方面，对全国各地发生的疑难案件．地方司法官员通过逐级奏谳的形式，由中央最高的司法机关进行讨论，作出权威性的法律解释：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的人才担任司法官员，利用法官的智慧来判明案件真相：如果确实因为证据不足、无法查明案情真相时，实行疑罪收赎的措施；对于那些重大疑难案件．尽可能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出判决。中国古代上述这些解决疑难案件的司法经验．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仍有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的必要。     

从证据角度完善疑罪不起诉制度

我国现行有关疑罪不起诉的证据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在法规的创制、实体内容和程序设计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检察机关行使疑罪不起诉权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所办理的疑罪不起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