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空间秩序的构建：基层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青浦区“城中村”改造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空间秩序构建，是实现我国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采取田野调查法，对上海市青浦区“城中村”改造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结构性赋能、产业赋能和利益赋能构成了基层治理良性运行的底层逻辑，但是产业培育缺失、风险控制不足、政策路径和规划布局不够全面等现实困境对基层治理效能产生了阻滞效应，为构建良性治理格局，实现空间秩序的有效生成，应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激励效能。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镇改办”的改革路径分析——以济南市W街道办事处为例

随着“乡派式”改革和大城市辐射面式城镇化的双重驱动，“镇改办”成为乡镇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受权责不一、街居关系、人员重组、“单位制”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影响，“镇改办”后的街道办事处在运行中面临着一些难题，影响了“镇改办”效果的发挥。因此，基层政府应在以人为本、循序渐进、提高效能和配套改革的原则指导下，以建立和完善基层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为目标，明确职能定位、理顺责权关系、提高服务水平。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方式和体验，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公共部门提高公众满意度的必要前提。在阐述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服务成本、服务效率、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公众参与五方面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最后从创新理念、数据共享、部门协作、需求导向四个角度提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的策略。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网格管理与基层民主：在有效结合中共同成长

网格管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创新。它与基层民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二者目的与归宿相同，都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维度和社会活动。但网格管理与基层民主具有不同的范畴、功能、运行机制。网格管理有利于拓展城乡社区自治的空间、提高城乡居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基层自治的效能、发展基层网络民主、实现基层民主的规范化。网格管理与基层民主相结合，主要是通过网格管理实现治理资源共享、搭建民众参与平台，通过基层民主管理完善社会协同，通过社区服务联结网格管理与社区自治，通过城乡社区治理实现二者的合流。     

构建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与效能提升——以佛山市禅城区政市协同治理探索为例

文章从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出发,对佛山市禅城区的"企业服务中心"和"众陶联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基层治理创新的成功实践进行调研,探讨了通过构建基层社会资本、实现政市协同治理进而提升整体治理效能的现实意义,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在政市协同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三维社会资本视阈下城中村文化治理的实现机制——以G市C街为例

文化凭借其特有的感召力与凝聚力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软性治理资源。如何才能让社区文化发挥社会治理作用,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运用三维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方法,对G市C街的文化治理过程研究发现：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让基层文化治理运转起来的重要环节。为了累积初始的社区社会资本,具有较高个体社会资本的社区精英可以通过搭桥、借力、营造等策略性动员方式初步构建社区网络,并结合居民需求传承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从而引发认同,凝聚共识,最终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意愿与能力,重塑道德观念,化解基层纠纷与矛盾,助推环境治理、群防联治等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嵌入“治理”理念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建构——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社会生活共同体,理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新"治理"理念侧重于运用公共权力规范、引导、控制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着重强调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管理模式,其指导下的新型社区建构是社区建设的新方向。文章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全面、深刻地剖析新"治理"理念在铜陵市社区建设中的嵌入。铜陵模式的建构方式以减少层级、提升效能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创新架构为目标,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空间+”五社联动的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五社联动”是社会工作有效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实践模式,是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发挥社会工作专业性、促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在全国各地开展五社联动的实践探索中,宁波市海曙区发挥创新思维,从空间视角和空间路径出发,构建形成“空间+”五社联动实践模式,即通过专业空间、平台空间、资源空间的打造,利用空间的场域性、流动性和整合性的优势,有效促进“五社”之间的互联互动,进一步激活社区内生力,有效提升了基层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国家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政风行风长效机制探索

地方政府通过深化改革探索治理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解决基层群众反应强烈的社会问题,始终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议题.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不仅实质性地提升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而且成就了克服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在重塑现代社会官民关系中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探析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绩效、促进乡村民主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党组织应抓住机遇，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创新组建形式，实现党的工作的有效覆盖；转变运作模式，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这是农村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方发展的需要，也是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