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加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社区居民自治是实现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机制,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促进政府改善管理、重构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

社区警务已在我国推行了几年的时间,虽然这是我国公安机关引入的一项具体警务制度,但这一警务战略却是为了社会自治在社区的实现而创设,社区警务根源于社会自治。从更深层次角度而言,社区自治乃至社会自治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途径,而社区警务是警察权在社区领域得以运用的体现,警察权来源于人权并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所以从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进行推演所得出的结论是警察权的人权性。     

治安预警机制：社区警务建设的新尝试

在社区建立治安预警机制是完善社区警务,有效打击、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社区警务中构建治安预警机制应根据社区警务的特点,确立和发挥其在社区警务中的功能,完善以警情通报制度为中心的信息通报、披露制度,完善治安预警的相关机制,扩大适用范围。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     

特殊社区的社区警务工作思考

无固定常住居民的社区是一种特殊社区,其警务工作的特殊性体现在社区成员"复杂化"、地理环境"窗口化"、警民关系"抽象化"、警务效果"社会化".特殊社区的警务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提出了加强特殊社区警务的方略强化社区警务意识,拓展社区警察服务,发掘社区警务资源,完善社区警务机制.     

加强我国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的思考

社区警务是世界第4次警务革命的产物。我国推行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有其时代背景，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的要求。也是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治安问题的有效手段。加强我国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必须通过科学划分警务区、合理配置警力，加强社区和农村警务室的建设。明确社区和驻村民警的条件与要求，强化民警的职责，规范民警的工作方式，加强对民警的管理与考核,提高民警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等途径来实现。     

尼日利亚社区警务

社区警务实践对非洲来说陌生也不陌生,因为在欧洲殖民主义出现在非洲之前,传统的非洲政治社会就一直致力于维持社区治安。欧洲殖民主义用疏远人民的殖民警察取代了非洲的社区警务模式。这种疏离在后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继续存在,警务工作缺乏人民的参与。这种缺乏人民合作的情况产生了严重后果,即尼日利亚警察部队无法全面应对尼日利亚的各种安全挑战。尼日利亚政局总体平稳,但因社会、部族、宗教和政党矛盾引发的械斗、骚乱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随着尼日利亚现代社区警务的发展,社区成员与警方的合作对国内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对社区警务实施的思考

社区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以共同文化背景而组成的具有实体意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警务是警察机关依托社区,即依赖社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实现警察与社区组织,社区公众的有机组合,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的治安,刑事违法等问题。     

城镇化背景下社区建设的宪法学思考

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建设面临着各种新问题,因此,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应重新认识社区自治理论,因为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市民化,居民的社区意识是社区自治的动力和源泉.所以,只有将宪法中的民主、法治理念和精神及价值导入社区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社区自治的新模式,才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社区冲突解决机制的形成.     

严防社区干部腐败的对策

在我国,社区一般是指城镇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居民区。以一定居民区为基础设置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是我国城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政府派出机构,经济转轨后的现代社区居委会,除了原有的工作对象外,又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的功能,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公安机关应急处置模式的思考

在我国已经启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工程,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日益加快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越来越凸显的时代需求是转变政府执政观念,完善政府管理体制,规范行政行为运行机制,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就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应急机制,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能力,以保障社会发展秩序和公民生活环境的良性氛围。公安应急处置机制要从学理上做出理性界定,重点在于结合我国公安机关现实状况分析并勾勒了公安应急机制建设的基本范式和关键技术,着力点是提出了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公安应急处置模式建设的思维方式和可操作路径。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西方法治传统形成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中世纪的自治城市明显地区别于封建体制和教会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它孕育和加强了西方社会的世俗自由权利;并且,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理性的法律体系即城市法,使城市活动和管理行为被一套理性的法律规则调整,为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型社区——中国式社会管理的新载体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既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一项崭新的执政课题。从当前的实际来看,积极推进新型社区组织建设,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有效举措。新型社区是中国式社会管理的一个新载体,因而推进新型社区建设是对社会管理创新所做的有益探索。     

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随着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显现,治理型政府取代管理型政府已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执法理念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管制范式下的干预性执法、惩戒性执法、自卫性执法、专断性执法等理念需要转变,给付性执法、恢复性执法、履职性执法以及参与性执法等理念将逐渐形成.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和谐社会：政府从治理到菩治的价值转向

治理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为政治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不断寻求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优化。而政府从治理转向善治预示着秩序社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增量变迁,政府善治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共性决定了两者的契合点在于转变传统政府思维与运作模式,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互动制衡机制。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之构建

省直管县改革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层级调整,对于破除市管县体制藩篱、激活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市县科层结构"交错纠缠"、省级政府管理幅度偏大、市县资源依赖关系受到冲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导致改革的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应从增加省直管县试点数量、推动市县科层结构扁平化、维护市县共生性资源依赖关系、引导市县从资源竞争走向差异化合作等方面着手构建并完善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以推动省直管县改革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