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如何处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兴大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紧迫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规则治理"研究主要单向度地关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功能、效果及其如何影响国家内部治理。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围绕国际与国内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配合论""扩散论"和"互动论"等观点。将这三种视角的核心逻辑纳入"规则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有关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认识。通过"国内化"和"多边化",国际经济规则贯穿于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治理效率的优化是规则流动的动力,国际权力结构塑造规则流动和变化的基本方向。在规则流动分析视角中,规则能力是国家规则优势的基础,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影响规则流动的关键,也是国家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核心。     

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中央欧亚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内部挑战和外部威胁,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稳定需要各个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中国意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完成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并同时解决其西部地区和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问题。俄罗斯则利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统一的关税空间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保护参与国的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提高成员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推动下,拥有资源优势的中央欧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吸引力。中央欧亚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既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能力,也离不开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框架下已成型的一体化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一体化项目将成为中央欧亚发展的驱动力,二者的对接与合作将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促进中央欧亚交通物流领域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维护该地区以及各国内部的安全与稳定。     

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

保障能源安全是欧盟和中国面临的一项共同挑战。研究欧盟能源安全战略的发展和实践,可以为中国落实和完善自身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及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带来不少新的启发。欧盟的能源安全战略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完善,从一种维护某种单一能源供应安全的战略,发展成为多重战略目标互动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其主要目标是维护能源供应安全,提高能源工业的竞争力和保持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这种战略的基本架构由外部战略和内部战略两个方面组成:面向内部的战略包括替代能源开发战略、提高能源效率战略和统一内部市场的战略;面向外部的战略包括石油储备战略、构建国际供应网络战略和国际对话战略。这种战略的基本特点是:扎实可靠的调查论证基础、成功整合多种战略目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依法有效地贯彻落实、全面开展对话合作。实践证明,这个战略基本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成功战略。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与这种战略具有相似之处。它以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体系为主要目标,国内政策包括以煤炭为基础、激励节能、多元发展和保护环境;对外政策包括建设战略石油储备、推动企业"走出去"和开展技术交流。这项研究可以为中国完善其能源安全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地区间主义研究:成就与缺失

地区间主义是国际关系的新实践,同时也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学术界围绕地区间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动力与功能以及其与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仍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西方的议程,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试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上做出超越。就该议题的未来发展而言,比较分析和理论化应当是两大基本趋势。而对中国学者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把握地区间主义研究的共性与个性,并善于从已有的研究议程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需求的新的议程。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简约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的基本经验,国际体系在广义界限上的重大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

在上世纪90年代两轮大规模私有化结束之后,过去十多年内俄罗斯"国家-资本"间关系呈现两个冲突的趋势: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2008年危机前达到高峰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二是持续不断的"第三波私有化"浪潮、尤其是在2009年以后俄罗斯政府的新私有化动议。分析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趋势背后的动因,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成为两个趋势冲突形态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两组政策选择的背后,是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实现俄经济结构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选择。在这样的精英冲突背景下,新私有化动议在2017年前如期完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欧亚一体化的挑战

欧亚一体化是普京第三任期内的重大理念之一。普京坚称,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因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而加速,同时也反映了该地区的需要和传统,并否认这是在以任何形式恢复苏联。欧亚一体化进程面临着众多的挑战。首先,欧亚国家间的异质性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外部世界远没有认同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特权,特别是来自欧盟的竞争与挑战。欧亚大陆地区的整个国际政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同时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一体化方案。近期的乌克兰危机表明,不同的一体化之间,可能会有多么危险的碰撞。只有提出有活力的愿景才能超越冲突的逻辑,这就是"大欧洲"(Greater Europe)和"欧洲同盟"(Union of Europe)。欧亚一体化大可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

"颜色革命"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它不仅激起了一连串独联体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也是对原苏联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所进行的一次带有阶段性意义的检验和反思.进而言之,"颜色革命"反映着新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内部各大国力量对比与竞争的态势.本文以此为背景,深入探讨大国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博弈和互动,同时提出了独联体发展前景的几种可能.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

近年来 ,英国宪法司法化趋势日趋明显 ,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间和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 ,欧洲一体化起到了催化作用。随着欧共体法纳入英国法律体系 ,欧共体法至上原则的确立使各行为体认识到议会主权的变革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可行的 ,同时欧洲法院和英国法院可以借助欧共体 /欧盟的法律制度对议会立法行使事实上的司法审查职能。而《1 998年人权法》 ,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使英国司法机关可以利用宪法手段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提供更为积极的保护。因此 ,英国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力量间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 ,它通过沟通、对话和学习实现了制度变迁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日本异文化间教育的主旨管窥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扩大,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科技领域等合作日益广泛,同时在文化、教育等诸领域的交往也不断扩展。在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前景的差异,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碰撞与冲突。由此,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展开了国际理解教育、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教育,以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适应。其中,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日本提出的"异文化间教育"的概论可谓颇具新意,确立了与以往国际理解教育、多文化教育不同的内涵与主旨。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中不利的"外围"地位。国际经济危机使得外围国家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机会。中亚国家超越"外围"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在独联体欧亚一体化空间内的合作,特别是中亚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来实现。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单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进程,符合中亚各国的国家利益。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领域是:水和能源、贸易与经济、交通等。中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是中亚能否从外围到中心、能否在中亚地区一体化上取得成就的关键。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背景、问题与方式

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接受阿富汗为观察员国,这既说明阿富汗问题在上合组织议程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表明了上合组织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意愿。阿富汗问题的性质及其"溢出效应"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加上美军与北约军队2014年撤出阿富汗后给地区局势增添的变数,加强了上合组织进一步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而在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方式上,上合组织需要克服组织内部存在的局限以及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地区国家间关系结构的优势,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并以加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主要关注,确保阿富汗独立和中立的国家地位以及使各项支持与援助行动真正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需要。     

孟加拉国多元平衡外交的历史向度、现实考量与前景展望

孟加拉国自1971年独立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推崇的“友及四方,不存恶意”外交理念和把孟加拉国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外交定位对该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独立50余年来,孟实现了改善与印度关系,推动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并深化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大国间关系。孟加拉国之所以制定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三大需求。未来,孟加拉国将继续与印度保持紧密联系,与中国持续加强合作,并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间关系,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认为25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由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文章尝试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使"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解释路径。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向,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     

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

随着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加剧,这一地区的国际行为体以中等国家为代表展开了一系列的两端外交,并将在中美间实现左右逢源作为最优的战略目标。以韩国为例,其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就是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它受到韩国灵活平衡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它是当前国际体系鼓励的战略行为;再次,它是韩国国内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共识;最后,它是朴槿惠总统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对于中等国家来说,实现左右逢源的两端外交需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缓和的两极体系结构,自身充分的战略价值,领导人的战略胆识和外交技巧,克服两端外交的负面效应以及管控各端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具体来说,在战略实践和外交操作方面就包括灵活务实、议题主导和大国关系的积极第三方等核心要素。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等国家实施两端外交,有助于避免双方为争取后者而展开恶性竞争。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尝试的成功,也将使得中等国家乐于在中美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角色,从而发挥某种外部战略稳定的作用,进而促进中美间宏观战略环境的整体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