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的本质探析

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跨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主义主要有三个特征:数字化营利、数字化剥削和数字资本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形式经历了从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的演变,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一种新形式。数字劳动的本质,就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数字工人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有酬劳动,生产数字产品和数据商品,其第一动力是谋生,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资本家实现了对数字工人、用户以及整个社会的三重剥削。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数字劳动,才能揭示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数字劳动的本质,才能使我们更为客观清醒地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规训资本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控,更为理性地看待数字化技术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对交往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其意义隽永。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交往秩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现实表征,资本逻辑是交往异化的根源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别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物化与被物化及剥削与被剥削的异化关系。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交往秩序,拟在内容上实现“物的膨胀”向“人的发展”转变,本质上实现“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化,关系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人平等互助,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主导下交往异化的批判与超越,又是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逻辑旨归。中国式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历史遵从“人本逻辑”的发展规律,真正实现从“自然的人”向“现实的人”再向“自由的人”转化。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数字化成为新时代转型的主要标识。在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劳动主导形态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作为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时代拓展的特殊价值日益凸显。鉴于此,理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概念和具体表现形式,详细分析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考察数字劳动之于延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意识形态控制、异化等的作用,对于理解其与资本剥削逻辑之间的隐秘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抢抓发展新机遇、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源于西方，本质上仍是资本家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控制所构成的经济新形态。厘清西方数字经济产生的动因以及发展的资本逻辑，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当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对数字经济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国要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理念，坚持走“共同富裕”的数字发展道路。     

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角的文献综述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的重要范畴。国外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较为深入,其有关数字劳动的概念及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可通过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属性划分归为两大类,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维度则包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异化、剥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但总体来看,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不够系统深入等问题,劳动价值论视阈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应考察数字劳动的概念和涵盖范围,更加关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重视研究的细致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结合实际问题探究数字时代如何摆脱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范畴,他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包括对导致商品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源、逻辑根源及错误实质的揭露等几个方面。从资本主义社会根源上看,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具有普遍宗教信仰的传统;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存在局限性,即它只实现了政治解放却未实现经济生活的解放。从逻辑根源上看,导致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症结在于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货币成了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化身,由此导致物与物的社会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商品拜物教的错误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导致的异化劳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灭商品拜物教。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对劳动异化做出了四重规定。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劳动，表面上给予了工人更多的空间与自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劳动异化问题。数字劳动异化加剧了技术与人的关系失衡，带来了更为隐蔽和深刻的剥削。由此，面对这个新的时代课题，必须要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数字劳动异化新的表现特征，以此来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促进数字经济健康运行和人的全面发展。     

公有资本论

公有资本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公有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公益权益 ,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公有资本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资本。公有资本的形式及其规范的确立 ,其理论意义在于 :创新了概念范畴 ;发展了资本学说 ;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公有资本的有效运营对于搞好公有经济 ,实现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资本批判内在逻辑的“辩证思维”特质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批判是站在人类命运深切关怀的高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剖析了资本运动蕴含贫富“两极分化”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彰显了历史性和超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特质；从现实逻辑来看，马克思深刻剖析资本内在逻辑导致的发展悖论，并且展望未来，设想将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内在统一于社会实践，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理念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也是实践层面规律的揭示，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路构思、价值诉求等提供了方法论的视角。     

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消费社会理论批判维度

人们生活在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中，但却感到了深层的压抑和无力的反抗。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理论批判与理论反思。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出发，通过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批判内涵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愈益突出的消费景观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批判，揭示了劳动的商品化过程与劳动产品的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奴役过程和人的物化过程。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视角：物的消费逻辑遮蔽了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人的物化过程遮蔽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有机社会关系。因此，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批判内涵对为如何理解和克服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具有深刻的理论警醒意义和实践启示意义。     

积极的底层行动者：数字无产者的形成及其对数字空间的重塑

数字经济下，平台中规模巨大的底层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境遇及其发展关系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社会团结。从平台“草根”直播劳动过程可以看出，“无内容”“无产品”“无流量”的底层主播的劳动过程生产了低端的数字空间。数字劳动生产的空间化促成了数字无产者的形成，同时积蓄了重塑空间正义的社会力量。生产过程的空间重叠、生产关系的空间分离以及数字劳动分工共同塑造了“数字茧房”,劳动者在空间实践中完成了数字空间再生产，这一过程也使劳动者自身无意识地成为“数字无产者”。数字无产者争取空间正义的实践也积蓄着“破茧成蝶”的力量，重构消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表征空间是实现底层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策略。     

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形态应运而生，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就是新就业形态的具体表征之一。它的一些共性特征表现为：灵活的时空安排与严苛的多重控制、情感的货币化与制式化的情感、低门槛与去劳动技能化、泛雇佣关系化与去劳动关系化。平台数字劳动在缓解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传播公共价值方面产生了影响，并且正在推动劳动法规与劳动保障制度的升级。尽管有许多积极因素，但新就业形态的涌现也裹挟着诸多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劳动者职业身份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数字治理和劳动保护的不确定性、数字劳动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值得我们警惕。     

社交电商平台的异化及其矫正——基于马克思资本逻辑

数字经济时代,以内容和社交为中心的传统社交平台逐渐向“短视频+直播”的社交电商转型,其中以内容类社交媒体平台的电商化转型模式最为显著。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社交电商引发了数字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以及交往异化问题。本文以小红书、抖音、快手为代表的内容类社交电商平台为研究对象,基于马克思资本逻辑探究社交电商平台的异化现象,并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价值观层面提出引导社交电商平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矫正路径：以制度优势规制资本逻辑,防止社交电商平台资本野蛮生长;扬弃数字技术的资本统摄,以人为本发展社交电商平台;抵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营造健康的社交电商生态。     

理论·历史·现实·价值：新时代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内在逻辑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治国理政的高度政治智慧，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在逻辑。从理论逻辑上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思想——正确评价资本作用、科学解释资本运动、高度肯定无产阶级战胜资本的力量——的创造性运用。从历史逻辑上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规制资本的基本经验，体现了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蕴涵的高度历史主动精神。从现实逻辑上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廓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克服“脱实向虚”，规范发展数字经济；消除市场壁垒，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价值逻辑上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反映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追求，蕴涵着祛除资本逻辑遮蔽人性的价值承诺、促进利益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规范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目标。     

技术、资本与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公司因技术禀赋和资本力量成为数字全球化时代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新兴力量。技术禀赋包括领军型技术创新、多赛道数字技术进步与融合能力、技术衍生关系。资本力量包括数字公司的主权级资本体量、数字资本的全球拓展性和社会渗透力。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体现为四种权力,即信息剪裁、规范塑造、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数字公司可以展示和隐藏信息、强制封锁和关闭网络账号以及审查特定信息,拥有对规则、伦理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力。依托庞大的用户规模,数字公司成为新的议程设置者,供给特定的新闻内容,操控网络群体心理,炮制虚假信息。数字公司通过扶植政治代理人、政治游说以及对媒体和公众的公关影响政策制定。适度的国际话语权是数字公司的正当权利,但如果其国际话语权过度扩张或出现政治化倾向,就会冲击国际秩序、挑战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中资本的历史命运北大核心

马克思将货币从流通媒介到流通目的的历史转化看作资本生成的流通条件,并运用唯物史观基本观点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说受生产力的决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看,资本运行的现实逻辑应当从资本的增殖秉性、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权力这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资本运行逻辑同时产生了资本发展的三个悖论:经济悖论、生态悖论和人的发展悖论,并进一步表现为资本自我否定的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鉴于资本的双重作用,要合理规范并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

＂数字政府＂是同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公共治理方式与形态。总体上讲,研究国际上数字政府发展趋势的路径有三种,即理论预判、评估引领和实践梳理。本文综合运用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两种路径,从技术逻辑、管理逻辑和政策逻辑三个层面对数字政府的新趋势进行提炼和总结。     

数字法治的体系性建构——基于2021年以来我国数字法治建设的观察分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任务,而当下的数字法治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2021年以来我国的数字法治建设与创新实践,可以说我国数字法治体系的架构已经基本成型,明确了数字政府和数字公民的新型定位,创新了“数智治理”的地方模式,促进了数字经济秩序的规制重建,实现了数字司法机制的在线运行,推动了数字法学理论的顺势崛起。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面向数字法治的时代转型,展示了“中国式”数字法治图景。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探析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生产——消费比例失衡论的基础之上，系统阐述了生产——消费的辩证同一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生产与数字消费之间达到了短暂的相对的平衡。数字资本主导的数字产消合一以及数字消费异化现象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的辩证同一性的论证逻辑。伴随着中国特色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厘清数字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探索数字生产与数字消费的协同路径，就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数字消费良好生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探索与思考

人才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最重要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人才资源也需要经营、开发、利用,从而转变为资本,实现资本增值。面对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快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对五通桥区能否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进行的初步探索 近年来,五通桥区立足全区人才实际,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着力在人才引进、培育、激励、评价、使用等关键环节上下功夫,工作中突出"五性",有力地促进了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