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新刑律》辨正

《暂行新刑律》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通行的第一部刑法典。它从1912年4月颁行到1928年3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同年9月1日施行）时废止，历时十六年，是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施行时间较久的一部刑法。     

就任大总统当天,孙中山险遭刺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通电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下午,孙中山带领一名文职秘书信步走出总统府,沿街体察南京城中的民风民情,随着人流到达了夫子庙.     

《袁记约法》炮制出台始末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他打电报给南京参议院的誓词中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但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逐渐摆脱了责任内阁制对他的控制,     

“二十一条”签订内幕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制至此结束。然而,这一用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故宫的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札。人们没有想到,这位所谓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就任的同时,就开始做着复辟帝制当皇帝的     

近代中国第一部初现法治精神的宪法

1911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南京丁家桥正在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有17个省45位代表,浙江省代表汤尔和主持选举会议。选票为每省1票,共17票。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当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与民国初年中国政治

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演变密切联系的。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确立了共和体制，是中国代议制政治的开端，为中国政党政治的推行创造了条件。在此前提下，李大钊就民国的政治建设走上政治现代化的轨道、发展和完善代议制政治、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推进政治民主化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早期民主政治思想。     

论医疗立法(2)

三、我国医疗立法的简史和现状我国浩繁的史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医疗法史料。从已发掘的史料看 ,早在周代 ,我国已建立一定的医疗制度。西周的法律典籍《周礼》 ,其开卷篇《天官》明确规定医是一种官职 ,并有专业分工和确定的员额。以后各朝各代的律令中 ,都有或简或繁的医制。医制的繁简往往与王朝的强弱兴衰有关 ,强大王朝的医制 ,甚至对周边国家的封建医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奴隶和封建制时代 ,各朝都没有医疗法的专门典籍 ,医疗法律规范散见于各种律书和典籍中。我国医疗法专门化、系列化始于中华民国时期。 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建立…     

上海市一九八七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修科宪法试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10分) 1.在中国宪政史上,1914年袁世凯曾搞过制宪的骗局,他炮制了一个(B)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B.中华民国约法C.中华民国宪法草案D.中华民国宪法2.宪法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     

辛亥革命:法制的断裂与传承——以《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为中心的静态考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颁布的《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确定了辛亥革命后"有条件地援引前清法律令"的法制发展原则,使民国时期的法律与旧法之间形成了既有断裂又有传承的格局。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前清法律现代性与民族性相混合的特征及立法的过程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来自当时主政司法者的专业学养和理性抉择。这种对旧法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取舍,既规制了民国时期法律发展的基本走向,也为国民法治意识的生成和涵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北洋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

1912年4月5日,以袁世凯为头目的北洋军阀集团,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迁都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史称“北洋政府”。1914年6月,北洋军阀政权,凭借其军事力量,强行按照《袁记约法》的规定,重定行政体制,对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建立的原有国家机构进行改组。除了加强袁世凯总统的独裁权力之外,还对行政机构作了具体的变更,如设政事堂以取代国务院,并调整、压缩各部组织,规定由大总统领导,各部总长不负独立的行政责任。与此同时,处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平政院,以及纠弹官吏提起行政诉讼的肃政厅也应运而出。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谢伟辛亥革命的惊雷，震憾了近代中国。１９１２年３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１９１３年４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随后，要求制定一部正式宪法的呼声日渐高涨...     

论“以官赏功”

1912年2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发聋震聩的新论点:“以官赏功”是帝王流毒。可惜的是,这一十分深刻的思想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建国以来,人们也并未注意到“以官赏功”是种封建流毒,并未察觉到现行的干部制度中已掺杂了某些“以官赏功”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干部制度不少弊病的关系。因此,消除这一“帝王流毒”,更新观念,对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以官赏功”的思想和制度,产生于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在中国的奴     

“宪法一中”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大陆政策

"宪法一中"是指依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国民党在退踞台湾后一直坚持"宪法一中"的立场。在四次修改《临时条款》和七次增修中华民国宪法后,"宪法一中"的核心立场仍然未变,但增加了"一国两区"等其他因素。     

《暂行新刑律》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吗?

近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刑法史》一书,材料丰富,论证清晰,获益匪浅。但是,其中,关于1912年《暂行新刑律》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见该书386-389页)结论与众不同,是否妥当,本文就此问题谈些意见。关于《暂行新刑律》删修颁布的过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发表拥护共和的政见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称:清帝“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同时,推荐袁世凯担任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开选举会,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为在南京或在北京就职问题,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孙中山迁就了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同意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受职,并责成南京临时政府的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民国,接受誓词。     

宜昌县法院整档中发现珍贵资料

宜昌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朝景福同志退休后在帮助整理院历年的刑事诉讼档案中,发现了3份10页珍贵资料,即:中华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宜昌县司法公民刑事判决书”一份(原稿),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六日“湖北第一高等审判分厅地方民庭十五年民     

浅析中华民国卫生法制之得失

本文分别从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角度评价了中华民国卫生法制之得失,指出了卫生立法上的三项显著成就与四点明显不足,及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成效与不足。通过对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卫生法制得失的深入分析,旨在为当今卫生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驳正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中的一个错误事实

<正> 1935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法施行法》第一条中云:"本法……称刑律者,谓中华民国元年3月10日颁行之暂行新刑律".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为什么说暂行新刑事不是1912年(民国元年)3月10日颁行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袁世凯篡夺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谈起. 1911年10月10日辛亥中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赞成共和.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堕的统治地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令他一方面派兵进攻武汉,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另一方面派代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谈判.袁世凯领命后,于11月派代表与革命派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革     

论近代“法统”理念的构建与袁世凯对民初“法统”的改造

法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辩，广义的法统泛指一种基于法律的合法性的建构。只要是符合这样的建构，我们就可以认定其政权确立了法统。而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狭义的法统仅指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出台及废弃的过程中，关于广义法统的讨论极具代表性，通过管窥袁记约法，可以看清法统的真实面目。法统的内涵具有一核两翼。一核指的是人类社会均要面对的政权正当性的问题。在清末，清王朝遭遇的三次合法性危机，致使传统的合法性取得模式变为合法型合法性，为“法统”理念的出现打下了基石。两翼则一为由传统中国社会“正统”衍生出的“统系”理念的延续，一为西方政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统系”理念为“法统”理念提供了时间线索，含有一种时空延续以证明其合法性的内容。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改造过的国家主义、社会契约论以及宪政文化共同完成了“法统”理念的构建。     

谈谈光华寮案件

1950年,旧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以变卖侵华日军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所得的款项,购买了位于日本京都市内一座房产,即中国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它一直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管理、使用,是中国国家的财产。1961年,台湾当局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日本政府进行了所有权登记。1967年,台湾当局又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该寮的我国留学生起诉,请求判令他们迁让。在诉讼进行期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认为:由于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政府,寮的所有权也移交给中国政府,因而判决原告败诉。但是台湾当局不服原判,于同年10月仍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上诉。大阪高等法院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了地院的判决,并把该案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