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设置使用“电子警察”的标准

近日,广东省某地的第三批“电子警察”正在登场,它们将在2021年4月10日起正式上岗,对路面实行24小时执法,抓拍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和建议,对“电子警察”问题进行关注,很多建议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提出了要“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清理不合理的‘电子抓拍’”的建议。     

快递员身份之辨

穿梭忙碌的快递员,已是城市人日常生活中经常需求的人。对这个劳动阶层相关纠纷的适时引导和司法救济,也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合理维护。快递员与快递公司之间是否必然构成劳动关系呢?     

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将这一方略正式写进宪法，法治成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关于法治的讨论渐达高潮时，适逢最受中国普通百姓崇敬的古代清官包拯（公元９９９年～１０６２年）诞辰１０００周年。对包拯的纪念不能不让人在古代清官和现代法治之间产生某种联想。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问题最多、最不能让人满意的是执法，而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清官享有执法如山的盛誉；司法腐败遭受的批评越来越多，而历史上清官恰恰专门惩治贪官污吏；我们设计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其中…     

索赔三百万 获赔一万七

从江苏到上海南汇区打工的尉某,因被公司除名向公司索赔竟高达308万元,最后被判获赔1.7万元。对于一起普通的劳动争议案,提出如此高额的索赔,是尉某的战术动作?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如此“漫天要价”,实不可取!     

法律教育中的模拟法庭

学生演习之后,还应该有教师"详加批评,校正他们的错误",经过这样长期的训练,学生们习以为常孙晓楼先生在其《法律教育》一书提到"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认为除了要有"法学图书馆""讨论室"外,还应该要有"模型法庭"(即模拟法庭)与"法律救助社"两设施。前两者乃"做学问"所必需,而"模型法庭"与"法律救助社"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隔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谁也不曾料到,2020年是以一场与病毒有关的抗击开局的,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侵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有效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大家都尽可能地宅在家里,即便是在春节,也要克制着不要去“串门”。人们在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场超市里步履匆匆,挑选一些生活必需品后快速结账。广场公园里变得空空荡荡,那些因跳舞、抽皮猴或在石凳石桌上“抢占”地盘打牌下棋而经常发生小摩擦的大爷大妈们,也已难觅踪影。曾经奢望的春节再长一些的假期,突然之间竟不期而至。这样的日子,不正是平日里人们梦寐以求的吗?无所事事地在家宅着,刷一刷电视剧,打理一下平常无暇顾及的花花草草,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等。可为什么人们却没有梦想成真后的那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这是因为未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和无助。     

孙中山的法治理想与现实困境

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实现约束和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治理想,贯穿于孙中山先生整个革命生涯中。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孙中山就开始思考通过约法以预防军政府对人民权利的侵夺;辛亥革命后又寄希望于《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来防止袁世凯的复辟;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孙中山,又设计一个训政阶段以训练民众学会使用"四权",以此实现普遍的守法和良法之治。然而这些法治理想在与现实相遇后,却表现出一种无力感,甚至引导现实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孙中山先生所面临的世纪难题,也应引起当代人的警醒与反思。     

传统法律文化调适的必要与可能

从清末变法改制以来的一百年间，如何调适传统法律文化以适应法制现代化的需求，就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仁政与宪政、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家族与个人、纠纷解决与权利保障等的不相容或实质性差异，决定了对传统法律文化调适的必要，而立法中的择善而从和司法中的因势利导，则为这种调适提供了可能。     

亲属·服制·法律

本文选取古代中国人的亲属、丧服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人们的守法意识,与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在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制度背后的民情与文化背景。忽视这一点,将会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和质量。     

以人为本:中西方法文化融通的基础和归宿

不同的生活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法律文化包含着不同的“法体”和“法统”.在形、质各异的法律文化中,其核心价值却既纵贯古今,又中外通行,这就是已然成为人类共识的人本精神.中西方法文化中人本精神的特质虽有差异,却也不乏二者融通的基础.认真对待西方法文化中的人权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民本,是构建和涵养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法文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