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新刑律》辨正

《暂行新刑律》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通行的第一部刑法典。它从1912年4月颁行到1928年3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同年9月1日施行）时废止，历时十六年，是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施行时间较久的一部刑法。     

《暂行新刑律》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吗?

近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刑法史》一书,材料丰富,论证清晰,获益匪浅。但是,其中,关于1912年《暂行新刑律》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见该书386-389页)结论与众不同,是否妥当,本文就此问题谈些意见。关于《暂行新刑律》删修颁布的过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发表拥护共和的政见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称:清帝“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同时,推荐袁世凯担任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开选举会,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为在南京或在北京就职问题,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孙中山迁就了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同意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受职,并责成南京临时政府的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民国,接受誓词。     

北洋政府时期“易笞条例”评介

北洋政府时期“易笞条例”评介杨惠１９１２年３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３月１１日便以“临时大总统令”名义宣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司法部依大总统令将辛亥革命业已推翻的前清政府制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法规简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法规简析华友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和各方面的原因，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还没有制定与颁行完整的刑法典，但关于刑事法规的内容，是比较全面而丰富的。当时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以下简称《暂行刑律》）就是一个代表...     

关于北洋政府援用清末法律的依据问题

北洋政府成立后,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这是事实。但是,该政府依据那个决议或命令援用清末的法律,在法学界著论颇多,而且都有出入,本文拟就我们掌握的材料,略陈一管之见,以便共同讨论。北洋政府授用清末法律依据问题,在中国法制史教材和教学中,一般都认为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注:应是三月十日),袁世凯一上台,就借口“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下令前清的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准援用。四月三日,参议院讨论临时大总统咨文时一致认为,国体既更,民国法律未能仓促颁行,“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并议决:“所有前清时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及宣统三年颁布之《新刑律》、     

台湾刑法及其修改趋势概览

台湾现行刑法的直接渊源,是清政府于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北洋政府于1912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以及1928年国民党政府制定颁布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和《暂行新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局面,成为专门规定犯罪和刑罚问题的刑法典,并采取近代资产阶级刑法体例,在一定程度上还吸收了资产阶级刑事立法的原则,其体例和内容对台湾现     

谁在阻挠《大清新刑律》的议决?——章宗祥回忆辨伪及展开

本文通过《资政院会议速记录》、《汪荣宝日记》等史料的互相印证,指出了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中认为“旧派阻挠大清新刑律议决”这一符合一般想象的叙述,实际上有失史实和公允.事实是在资政院议决中当新派在“无夫奸”问题上投票败北后,故意拖延议决,并通过特殊手腕省略三读通过新刑律的总则.虽然“无夫奸”问题的议决结果是入罪并且写入法典正文,但因为支持新派的军机大臣势大和皇权首肯,钦定本仅仅将其放入《暂行章程》中,资政院的覆议权被跳过,清季的宪法秩序受到破坏.虽然辛亥革命解决了新刑律在法统延续上的潜在争议,但有悖程序正义的新法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法教”的启蒙效果也不免大打折扣.     

试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

<正> 七十年前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告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革命政权。虽然它一直处于极度困难之中,仅存三个月,但仍致力于法制建设。南京临时政府不仅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法令、条例、章程等。此外,又颁发了《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时新刑律全文》。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进步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     

辛亥革命:法制的断裂与传承——以《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为中心的静态考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颁布的《暂行援用前清法律令》,确定了辛亥革命后"有条件地援引前清法律令"的法制发展原则,使民国时期的法律与旧法之间形成了既有断裂又有传承的格局。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前清法律现代性与民族性相混合的特征及立法的过程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来自当时主政司法者的专业学养和理性抉择。这种对旧法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取舍,既规制了民国时期法律发展的基本走向,也为国民法治意识的生成和涵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正犯体系与正犯概念研究

正犯一词,本系我国古代之法律用语,指的是触犯正条的犯罪人。这里的正条,即刑法中罪刑式条文。此后,日本人将德语中Taeterschaft一词译为正犯。我国清末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将具有资产阶级刑法意义的正犯一词引入国内,这之后的《暂行新刑律》、两部《中华民国刑法》都沿用正犯概念。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部刑法典不再使用正犯一词,但正犯(实行犯)在刑法体系中所占的基础性地位仍然为学术界所承认。     

樊增祥断案

正清朝末年,国力衰弱,随着国门一步步被打开,有识之士都觉得必须进行改革改良,其中包括法律的改革。于是,围绕《大清新刑律》产生了礼法派和法学派之间的争议和矛盾,前者认为新法律放弃传统的礼法,对新刑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在这次的法律改革过程中,还有另外的反对声音,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重情理、轻礼法"的地方一线官吏。他们认为不应将法律制度化和专门     

罕见的"洪宪元年"补税契单

笔者多年来倾心收集契约类故纸,经近20年的努九已收得明、清、民国及解放初各种契约上千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洪宪元年"(1916年)补税契单一件."洪宪"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年号从1915年12月12日称帝改"洪宪元年",到1916年明22日宣布取消帝制,共计仅83天.     

新刑法实施十周年的走向及评价

2007年恰逢我国新刑法颁行10周年,对新刑法实施10周年的归纳总结,也相应主宰着2007年刑法学研究的主题.     

民国如何打官司

“律师”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10年清末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亲自主持起草“律师法草案”,准备推行律师制度,但因袁世凯取而代之而未果.这一年的9月16日,北京政府司法部颁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成为中国正式采用律师制度的开始.那么,民国时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上律师,他们是如何替人打官司的,南京的律师情况又是如何呢?     

摆荡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四种光谱:民初宪政新论

民初宪政呈现四种光谱:君宪派崇保守;孙文革命派崇急进;袁世凯执政派崇威权;宋教仁、汤化龙等法政人物崇稳健。保守主义强调向后看,但这种向后看,实为一种激进。保守主义的误区,是过于迷信权威,认定只有皇帝的权威和君主立宪的方式,能够维系秩序稳定。急进主义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破坏,辛亥革命的成功,让他们以为不断破坏就能达到目的。威权主义则太过崇尚秩序。为了捍卫秩序,袁世凯已经与他在清末孜孜以求的立宪越行越远。如果秩序成为了解散国民党和议会的理由,则此背离宪法和自由的秩序,已经异化为威权主义的高压状态。稳健的声音相对微弱,当各派各执己见,忽略共识,以偏见推政见,高扬宪法之名,而并不重视宪法之时,稳健派们,大皆书生,拥有的只不过是珍视宪法价值的"书生之见"。但其柔性与刚性的结合,其对激进与威权说不的中间路线,成为史上值得汲取的宪政智慧。     

制止非法行为的公约和议定书生效

应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国际海事组织于1988年3月1日至10日在罗马召开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国际会议,审议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出席会议的有82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或观察员。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于1988年10月25日,由我国驻英国大使代表政府签署了这两个国     

《袁记约法》炮制出台始末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正式成立。他打电报给南京参议院的誓词中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但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逐渐摆脱了责任内阁制对他的控制,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

本文试提出自己关于发生在清末围绕《大清新刑律》一些条款的礼法之争及礼、法两派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对于礼、法两派的主张都应重新评价.而礼法之争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罚金刑执行的几个问题

一、罚金之缴纳缴纳罚金,是指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有:缴纳罚金的时间,不缴纳罚金的后果。(一)关于缴纳罚金的时间。就缴纳罚金的时间而言,综观各国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立即缴纳。即罚金刑一经判决,立即缴纳。如1712年旧中国《暂行新刑律》第45条规定:“罚金于审判确定后,令一日以内完纳。”显     

陈吉宁:如何让“环保法”长出牙齿

2015年3月7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记者发布会上表态,要让新《环境保护法》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 陈吉宁是中国环保部历史上的第二任部长,被称为技术派部长.他早年就读清华大学环境系,有着10年海外留学经历,之后回到清华大学从事教学研究,直至成为一校之长.从校长到部长,从学界到政界,陈吉宁的这一次转身给我们多少期待?这位技术派部长能让史上最严《环境保护法》长出牙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