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义县人民检察院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不断完善救助制度,拓展救助范围,创新救助方式,充分发挥出刑事救助工作的作用。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初论

实证调研发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而我国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空泛、具体诉讼程序中缺乏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专门保护的细化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不力、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立法缺漏、刑事执行环节的跟进保护乏力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立法上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应从加强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细化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保护程序和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保护,以及构建完善、系统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浅谈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下,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法获得相应赔偿,从而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陷入生活困境。在此种情况下,刑事被害人容易走极端即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为了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国家必须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无法获得相应赔偿的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并建立系统规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机制。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

现代刑事政策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更合理且有效的改进现行犯罪防制对策,但在其另一方面却无助于建立被害人对法律的信赖,在更极端的方面,有可能导致被害人产生报复心理,滋生新的犯罪。所以必须对刑事被害人在法律层面上设立可行而又适当的救助措施,而且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研究相关刑事对策。当前,从刑事立法精神与司法实践的矛盾来看,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迫切建立在国家责任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之上。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首次明确公诉案件被害人是当事人,在法律上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同时明确了刑事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没有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不足、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和制度上的缺陷,只有不断完善才能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国外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比较与评析

被害人社会援助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日臻完善,为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提供了现实保障。本文在对比国外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础上,评析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对我国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的构建以借鉴。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保护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人权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台湾自1998年实施“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并在实践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多次对其加以修订和完善，有关被害人保护的许多理念、规定和做法值得大陆在制定被害人保护法时借鉴。本文特对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并就其对大陆的借鉴意义谈点粗浅的认识。     

中国少年法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苏、沪少年法庭制度调查报告

中国少年法庭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进，有了很大发展，但也面临诸多问题。而制定专门适用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设置少年法院。规范社会调查，试行刑事和解以推进恢复性少年司法，完善公检法司之间相互配套的工作体系，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则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现代少年法庭制度急待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论国际视域下我国被拐儿童保护和救助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形象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切实保护人权、有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角度考虑,均有必要考虑完善我国的拐卖犯罪儿童被害人救助制度。应结合《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并借鉴加拿大、美国等国的成功经验,立足我国法治实际,从儿童被害人的保护与安置、外籍儿童被害人的居留与安全遣返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被拐儿童救助和保护制度。     

检察环节刑事受害人国家求助的制度规范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应立足于我国长远的法治建设目标，通过立法构建统一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包括制定《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法》，及相应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戴玉忠大检察官在2007年9月21—23日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上就涉及检察制度的内容发言，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略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为视角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苏南人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被害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损害赔偿，导致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构建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至少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实体层面是指补偿原则、补偿对象及条件、补偿方式、补偿金的来源等内容。程序层面是指补偿机构、补偿申请等内容。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若干意见探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对于惩罚犯罪分子,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刑诉语境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有待商榷,是否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列需要进一步探讨。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之心理学方法引入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甄别应由量表测试结论、社会调查报告和办案人员面谈得出的倾向性意见三个部分的考量因素组成。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应掌握谈话方法和询问技巧,妥善进行心理量表的评估和测试,并注重定期跟踪回访等问题。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格甄别所存在的问题,应明确人格甄别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调查的程序并建立社会调查监督机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短期而言,可以在检察机关建立专门针对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的办案机制;长期而言,可以将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心理救助纳入国家救助范围。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是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的一种新的解决方式,是刑事司法体系中新出现的一种恢复性的司法模式。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刑事案件,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给加害人改过自信的机会,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并且防止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更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特征等理论问题着手,全面分析了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英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中，笔者以英国2002年7月的白皮书《全面公正一一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司法的中心》(下称《全面公正》)为线索，从两种观点、两类措施入手试构建对英国刑事被害人的立体认识，期冀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研究、权利保护及其立法有所助益。     

被害人近亲属司法救助的价值分析

分别通过对一般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对被害人近亲属司法救助的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被害人近亲属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在人文情怀和法制完善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应该被广泛推进。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予以贯彻落实，不仅对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