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论行政责任与问责制产生的基础

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度是近些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对责任制度产生的基础探讨不够，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对问责制度的规定不能进一步完善，也出现了混淆法律责任、道义责任与角色责任的情况，妨碍了问责制度的发展、本文从理论和现实是础探寻行政责任与问责制存在的内在价值，从而进一步探讨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问责”应成为权力监督的重要抓手

问责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质询,对其过错、过失实施追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仅需要问效,而且需要问责。问责实践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基础,舆论共识也为问责制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问责制虽外化为具体的责任形态,但其实质是限制和规范权力行为,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问责制的构建旨在高扬民主法治旗帜,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行政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加强人大对各级行政的问责,强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力度,健全与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畅通公众对行政问责的渠道,借鉴国外问责有效治理方式。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内问责制探究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党内问责制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强化党内问责必须进一步从培育问责文化、落实问责方式、健全问责程序、打通救济渠道、完善复出制度等方面进行,切实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打造责任政府——我省实施行政问责制度综述

新一届省政府敲响问责警钟 2008年1月13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在全省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或具有受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职责的组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都要尽快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推动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建设进程。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考究官员问责制度：误区与对策

“官员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把问责制度与引咎辞职相混同、与“打补丁”思想相混同、与“上问下责”相混同等。要通过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的标准,建立监督机制,从而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