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募捐引发的法律思考

我国法律对社会募捐的性质至今没有作出规定,而在理论界分析社会募捐行为一般都从捐赠人与受益人关系角度,很少有人从募集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募捐行为.在社会募捐的实践中,多头募捐、募集人收取管理费、募捐余额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多有存在.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以期以募集人为研究视角,从行政法学的研究思维和手段,对社会募捐性质进行深入研...     

防范公务腐败行为法律机制研究

公务腐败行为由于社会影响恶劣、犯罪后果严重,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刑事法律所打击的重点,也是我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务腐败行为防范机制,是杜绝公务腐败行为的根本。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防范公务腐败行为的措施和做法进行分析,就如何建立完善科学的防范公务腐败行为法律机制进行了研究。     

论行政公务行为的认定标准

近年来,随着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也逐渐增加。在行政诉讼的发展实践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公务行为的主体——执行公务人员,则同时具备了普通公民和公务人员的双重身份,公务行为应当如何认定,要求对公务员所实施的各种行为进行正确的识别,从而区分、确定其公务行为与非公务行为的界限,从而对我国该方面的立法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公务法人研究

公务法人是指政府机构之外执行某种行政职能且独立承担权利义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的广泛存在和发展是因为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政府自身原有的组织形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我国的事业法人与公务法人有很多共同或者相似的特征,研究公务法人可以为事业法人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     

论公务员行政公务行为的界定标准

关于公务员行政公务行为的界定问题,学术界有很多观点,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评价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公务员行政公务行为判断标准的构成要素,认为公务员行政公务行为界定应依据程序标准和实体标准的双重标准符合说.     

关于打击防范妨害公务行为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花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管理力度的加大,妨害公务案件程上升趋势.通过研究妨害公务案的特点和原因,应当从区别案情正确适用法律政策、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文明执法、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等方面有效打击防范妨害公务行为.     

论刑法中的“公务”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     

受聘护林行为的定性分析

本文案例启示:受聘护林是否属于公务,护林行为是否属于公务行为,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行使与职权相关的监管职责,如果行为人行使了与职权相关的监管职责,就是受委托从事公务,受聘的护林员即使是合同制护林员也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规则软约束:地方政府公务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中的政治——基于G省三市的实证研究

现行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堪忧,难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削弱了公务消费信息公开制度的效力。论文采取质性研究的案例研究方法,以访谈资料为基础,剖析了制约公共消费信息公开数据质量的政治因素和技术限制;研究发现公开标准的泛化、责任机制缺失、会计制度的漏洞和官僚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务消费公开的统计数据质量低下。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我国公务消费信息公开的数据质量,有效满足公众对财政支出的知情权,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析村级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包括村党支部、居委会党支部等基层党的组织以及城市社区服务组织。村级基层组织人员的公务可分为村级公务和国家、社会公务,此类人员在从事国家、社会公务时,应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畴。依据现行法律,村级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村级公务中受贿尚不能认定为犯罪,建议增设“公司、企业、单位人员受贿罪”。     

公共利益与社会治理

本文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利益由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治理要格外重视处理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发展,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使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问题凸显出来。征信体系克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但也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律作为一项平衡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在个人征信体系的运行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个人征信体系对个人信用信息提出了既要开放、又要保护的制度需求,一个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平衡的法律制度体系亟待建立。     

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一个城市规划案引出的思考

城市规划作为调整和分配城市空间利益的手段,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由于现代行政的任务除单纯消极的秩序维持的功能外,更包括积极的形成功能,即行政并非仅是单纯的执行法律,更应包含政策拟定与决定的成分。这使得传统的公共利益界定模式无法获得自身的必要性与确定性而备受质疑。为回应上述质疑,有必要在公共利益界定中引入民主因素——公众参与。     

公益保护、行政处罚与行政公益诉讼——杭州市药监局江干分局“撮合私了”案引发的思考

药监局"撮合私了"行为的实质是放弃处罚权的不作为违法。销售假药之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同时破坏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秩序。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具有潜在危险性和主体不特定性特点,只有通过行政处罚才能修复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所以,应当原则上禁止"撮合私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只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是在违法行为社会危害不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受害人补偿、调查成本等因素的制度选择。基于行政执法程序天然的利益对抗不足之缺陷,为了纠正随意"撮合私了"之违法行为,保护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与公平竞争权,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营业行政许可的法律属性与合理边界

从民事主体营业自由权的应然性和正当性来分析,营业行政许可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基于无害性审查对营业申请者获得营业资格和营业能力的行政解禁行为。基于此,法律和制度关于营业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就应主要去考虑营业是否关涉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环境生态,营业行政许可事项也应严格锁定在公共利益的无害性审查范围内,舍此,就无须设定营业行政许可。     

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探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解决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分工问题。对不同社会事业及相关机构,也必须根据其职能和性质的差异以及市场经济的逻辑采取不同组织与管理方式。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走调整、规范之路,需要准确界定其性质,把建设服务型政府和重建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公益事业改革的双重目标,充分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作用。     

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及效力探析

对行政机关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进行司法审查时 ,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承认其作为法源的地位 ,像对待规章那样来对待其他规范性文件 ;与上位法不抵触是人民法院承认其效力的前提 ;在以其内容是负担性抑或授益性为基本标准认定其效力的同时 ,以公共利益作为补充标准 ;规定“国家标准”之类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一般具有较高效力 ;法院不宜直接对之进行审查并作出评价。     

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自媒体时代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自媒体”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对等性,更加注重网民的自主性,表现出个性化、互动性的特征,更易引发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弱势群体的刑事个案更易引发民众的关注、民意的表达更为通畅与开放、民意的表达忽略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本身、民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民意的主要特征。在自媒体环境下,民意推动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开、公正进行,有助于刑事司法判决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理性的民意对部分刑事案件的错判、误判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呈现出无序性。营造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良性循环需要注意：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沟通机制,对自媒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发挥自媒体对民意的引导、培育功能。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     

政府能源储备的公法初探

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已成为人类社会和全球发展的重要话题。中国近年来着手实行的政府能源储备却徘徊在法治边缘,尤其欠缺公法规制。从公法功能主义视角解读政府能源储备行为,应理性地确立包括人大监督、程序正义、监管体制完善、立法过程监督和市场经济保障等一体的公法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