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

在一些行政行为中,公共利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公共利益不同于其它诸如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类的概念,不仅因为公共利益是这些行为的目的所在,更重要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工具,直接关系到这些行为实施的意义。然而,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导致行政法律法规与宪法规定出现矛盾,而给了行政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行政纠纷的产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应总结各国的经验,在立法和实践中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这将会在行政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

虽然我国多部法律和行政法规都在文本中明确提及了公共利益,但没有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精确的界定过什么是"公共利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分别从公共利益界定的实体规则、程序规则,制度保障等方面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在时学界观点进行整合归纳的基础上批判的吸收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相关看法.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机制

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需要一种程序机制。程序论公共利益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设计,首先要解决的是界定的主体问题,其次才涉及到具体程序机制的设计。公共利益之界定主体的选择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须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通力协作。我国公益征收法上公共利益界定的具体程序机制设计,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把公共利益调查与审查作为征收决定做出前的一个独立程序阶段;二是把民主商谈确立为公益界定必须遵守的实质性程序原则;三是把公共利益听证确立为公益界定中必须遵循的一个程序环节。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     

2004年行政法年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之议题研讨综述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 0 0 4年年会在重庆渝州宾馆举行 ,主题为“2 0 0 4年修宪后的中国行政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行政法学家及各省市法制办的负责人近 1 50人参加了会议 ,并提交了相关学术论文。本届年会分为 3个论题 :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 ;公共利益的界定。本文仅就公共利益的界定这一部分的研讨会精要作一综述 ,以飨读者。一、公共利益的概念对行政法的重要性与会学者对于公共利益概念的重要性这一点基本达成共识 ,认为公共利益概念的研究对于行政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莘教授在《公共利益概念辨…     

论公共利益之合理界定——以“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为视角

公共利益理念是行政执法中的核心理念，然而，目前学界对其认识不够理想。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认定的程序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当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界定公共利益，赋予公民一定的救济权利和救济途径，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论行政罚款的补偿性——基于环境违法事件的视角

罚款作为常用的行政违法惩戒手段面临不足以遏制违法的窘境,环境保护执法的实践表明,提高罚款数额和实行按日计罚的重罚思路并未根本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行政罚款以惩戒维持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但当前公共利益日益成为独立于公共秩序的存在,其维护不仅需要对违法者的惩戒,更需要由违法者支付金钱进行补偿。行政罚款在补偿公共利益损失上具有独特优势,应当在理论上承认行政罚款的补偿性,并在实践中通过罚款标准的完善实现行政罚款对公共利益损失的补偿功能。充分发挥行政罚款的惩戒性和补偿性才能实现其遏制违法行为、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解决当前在环境保护等领域存在的普遍违法问题。     

论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以法国不动产征收作为比较对象

公共利益本质是一个程序问题,其内容的界定与保障只有在一个完整的程序中才能进行.我国由行政机关单方面界定公共利益的规定存在弊端,理论倡导各级代议机关确定公共利益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立法国情,建立征收人与被征收人的协商机制在现有制度下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我国应建立司法机关对征收程序的介入机制来实现对行政机关权力的合理限制,从而实现征收的公共利益.法国法中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保障征收程序符合公益的制度,同时,为防范法官权力扩张而对法官权力的主客观控制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值得我们借鉴.     

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调整

隐私权的核心是独处,公共利益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公共利益应当依一定的程序由立法机关加以界定或者授权行政机关判定。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与多数人权利或者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防止借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损害公民的隐私权。     

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

土地问题是农民的中心问题,土地征收制度是关系农民生存与发展利益相关的问题。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土地征收要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但是现行法律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却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该文从法的第二性出发,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法权意义上的界定,不应过多涉及价值判断和要求逻辑完美,而是要从法的规范功能进行界定。以此为依托,作者将经济学上的收益成本理论运用于法学上的公共利益界定。     

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难题——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出发点分析

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受制于公私法的划分,而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制于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不仅要加强公法制度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直接关联性,而且也应当培养公法制度的独立品格。具体事务是纳入公法还是私法加以调整,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而加以确定。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也应当根据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和自身的独立品质而加以确定。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关乎原告资格的确定,因为与实体法上的公权利相勾连,其如何适用直接关涉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的析出路径与范围。就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而言,其将权益基础限定为公法,使得主观公权利难以识别;其意在行政法内部建立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公私法交织融合的现实;反射利益理论对解决滥诉有益,但也为将权利解释为利益提供了理由。出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经济政治改革之下的权力监督背景、基本权利条款司法辐射功能缺失等原因,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中产生公权利析出范围过窄等现象。批判本土标准不确定性的论者,实际上是没有对本土实践展开充分的理论塑造。我们应该在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权益实定化路径的同时,结合本土已有的要件化判断实践,将原告资格的实定法基础拓展至私法,并增加因果关系要件作为判断辅助。     

过失危险犯之存在性与可存在性思考

决定某类过错行为 ,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 ,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 ,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而及于它的安全性 ,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 ,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 ,进而具备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设立过失危险犯与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 ,反而有利于刑法诱导和刑法忠诚。     

行政征用权与公民财产权的界限——公共利益

行政征用必须限定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范围内。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 ,从受益对象数量、征用效益等几个方面来构建行政征用中衡量公共利益的标准 ,反思行政征用中的一些界线问题 ,完善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     

公益法人董事会职权配置研究

社团式公益法人董事会是公益法人执行机构。财团式公益法人董事会在公益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律地位相对比较复杂,既可能是执行机构,也可能是决策机构。两类公益法人董事会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决定了社团式公益法人和财团式公益法人董事会职权配置内容差别,更导致了公益法人董事会与其经营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不同。公益法人董事会职权配置既是对营利法人董事会职权配置借鉴的结果,又体现了对其自身特点的兼顾。     

城乡规划中“公共福祉”的判定研究——一则著名美国案例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美国城市规划判例中的著名案件"劳雷尔山Ⅰ案"判决的解读,可以分析得出:城市规划中"公共福祉"的判断不应仅限于规划所辖地域范围内的利益考虑,还应考虑受规划影响的地域和人群;人的基本住房需求是"公共福祉"的绝对要素,当公共福祉的各要素间冲突时,要素的重要性以及手段和目标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成为在具体情况下公共福祉判断的关键;"公共福祉"实现需要私人和公共行为共同作用。以上结论对于我国城乡规划制定中应考虑的利益范围的确定及其考量因素冲突的选择,提供了启示。     

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与界定

公共利益是一个使用频繁而意义重大的法律概念,其作用和意义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完全相同,其内涵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其范围带来了困难。国内外学者对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讨论,揭示了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含义和内容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特征,并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指明了方向。在现代法治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形成和界定,更多地应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法律程序确定。     

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性及其制度基础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辨析、特性的描述,及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预防和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能源储备的公法初探

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已成为人类社会和全球发展的重要话题。中国近年来着手实行的政府能源储备却徘徊在法治边缘,尤其欠缺公法规制。从公法功能主义视角解读政府能源储备行为,应理性地确立包括人大监督、程序正义、监管体制完善、立法过程监督和市场经济保障等一体的公法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