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两种样式及其解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成长土壤,浙江省和四川省在治理创新的道路上发展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创新模式——"民主恳谈"和"公推公选"。在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时,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体系的支撑下,深入到民主发展的实际场域,并在考察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探索其内在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衡量指标:经济发展、维稳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下,又引入了政企关系这个解释变量,认为两省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创新类型作为突破口是两者的合力作用,试图更加全面地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不同的路径选择做出逻辑论证。     

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分析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中央过分集权会严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的整体实现;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又会引发"公用地"的灾难.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的有力制约,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制度均衡.     

重叠利益行动者: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几种理解,相互之间难以兼容,也难以解释看似矛盾的地方政府行为.本研究提出重叠利益行动者模式,认为:地方政府多样化的行为表现,源自于其行为的利益归属区间的不同,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与其它利益重叠形成的复杂区间中进行巧妙的规避选择,一般会优先采取利益高度重合区的举措,积极推动多重利益区的行动,有时也会强力推动政府单独利益区的行为.根据利益重叠情况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是地方政府广泛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策略也导致了政府既有所作为又难以高效进行社会治理.文章以劳动关系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     

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今天的发展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洋务运动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指出由于当时清政府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畸形发展最终使得洋务运动＂成于地方也败于地方＂,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统筹规划与发挥地方自主性有机结合,走出中央＂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多元一体关系论略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模式自建立开始就体现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法定利益格局和调试互动关系,进而塑造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体多元关系格局。就其实质而言,这种关系既具有一体性,也具有多元性。     

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视角

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之一.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影响,并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模型,在对双方博弈行为的阐释中找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根源,为中央的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判断:一项研究综述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已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能力的维持与发展.本文把当前理论界有关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基本判断归纳为"中央主导型"、"地方主导型"和"中央地方混合型"三种观点,并对每一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本文最后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