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中国司法调解的历史叙事及成因分析

在中国,司法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与司法审判并存的诉讼活动。司法体制改革历程一直围绕着调解与审判在实践中的比例变动展开。司法调解的坎坷发展历经兴盛、消沉与复兴三大时期,以相关司法政策变动为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以历时性视角,阐释造成司法调解几经沉浮的因素,即社会场域、司法场域、政治场域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继而揭示司法调解兴衰历程的根源在于政治场域对司法场域的支配以及政治场域、司法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共谋。     

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

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首先面临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对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进行论证。司法的场域运行表明民间法在司法中强有力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对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重视,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司法实践中,民间法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有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推进和谐司法;有利于顺应主体社会生活的权利要求,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达致善治。     

基层司法的多元面向——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乡土社会司法场域并不是国家法律的单一运作,而是多种逻辑的多元面向,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的引入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司法场域的多元面向体现为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是决定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引入尺度的文化变量.     

论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

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在于其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民间法的文化基础在于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之中,因此对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的尊重,对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是思考民间法何以具有文化价值,并以民间法的学术话语/场域何以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的根据所在.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论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

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在于其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民间法的文化基础在于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之中，因此对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的尊重，对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是思考民间法何以具有文化价值，并以民间法的学术话语／场域何以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的根据所在。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中信用为媒介予以说明

困扰民间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间法的效力来源是什么?诚如我们所知,国家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那么民间法呢?民间法得以实施的保障机制是什么?当然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可能有许多,但以民间惩罚为视角对其予以阐释和说明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进路.虽然民间惩罚主要是立基于乡土社会这一特定环境的基础上说明的,但其对民间法有效的规制,对于完善国家法的保障机制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治理视野中民间法的完善及策略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介入,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推进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场域理论下我国农村社会运行分析——以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为例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理论，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性。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场域理论下资本可以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这样一个较小规模的地区的发展，这对剖析我国社会结构有机协调运行的模式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智能场域下网络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迭代推动网络社会进入智能场域时代,重塑再造网络社会运行及基于网络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对智能场域内涵及运行机制的理论阐释,可以深刻地剖析智能场域网络社会面临的难以预知和不确定的新问题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完善与智能场域发展相适应的战略规划、以体制重塑提升治理权威与协同性、围绕全要素和全周期创新治理机制、以政策法规体系完善优化治理闭环是智能场域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     

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对行刑社会化的解读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城,惯习是有场域的惯习。场域生成了惯习,惯习建构着场域.惯习与产生它的场域之间具有基本"吻合的关系"。而在社会内行刑的场城生成的惯习比在机构内行刑的场域生成的惯习更易于罪犯行刑完毕后进入社会的场域相吻合。     

宗族活动中宗族精英行为策略研究——以皖南H村为例

本文利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从宗族精英的个体视角出发,展现他们在宗族活动中的行为策略,从场域、惯习、资本这三个角度来解释宗族精英行为策略背后的原因。即在场域中的主导位置、历史感和责任感、以及寻求资本的积累与转换。     

民族文化场域视角下的民间信仰管理——基于广西灵山汉族、金秀瑶族社区的考察与比较

民间信仰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广西灵山汉族、金秀瑶族社区的考察与比较可以看出,民间信仰具有自发的组织性。民族文化场域对民间信仰管理有重要影响,在制定策略时既要考虑作为高层的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的同质性,又要考虑作为基层的56个民族文化"小传统"的异质性,不断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差异互补: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现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从单一市场场域分配-市场与政府两个场域分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场域分配的阶段性演进.与此相对应的,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出现了从"效率与形式平等一致"一"效率与社会平等磨合"一"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统一"的变化.三个场域的分配,是差异互补式的.但是,现实中三个分配场域的配合存在诸多难题,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合理界定"要素贡献",保证市场场域分配的公正度;严格防范"漏桶实验",提高政府场域分配的公信度;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增强社会场域分配的力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新媒体舆论场的独特效应

在我国社会,社会舆论场可以细分为政府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网络手机新媒体舆论场及其它舆论场.本文分析了不同舆论场的形成路径、特点与作用,这几种舆论场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存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社会效应,倾诉着不同主体的需求与声音,不同舆论场域的信息传播模式和特点、功能都具有其信息所依附的场域的独特烙印.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浅析如何推动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一场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影响和席卷着中国大地,在全球及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大背景下,妇女中的精英和积极分子率先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其中,更能体现专业性、行业性、草根性的民间妇女组织自1995年前后出现以来更是快速成长,并在维护妇女权益、解决婚姻家庭和贫困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民间妇女组织面临的经费不足、缺乏专业管理人才和完善的管理机制、缺乏监督、缺乏社会公信度和影响力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所以,在我国公民社会兴起发展的大环境下,探索民间妇女组织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建构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试析我国社会组织表达功能的形成逻辑及其归位之路

在我国,相较于公共服务功能,社会组织的表达功能塑造不足,但社会组织的表达功能在化解社会消极情绪、推动社会公共性建设、助力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格局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社会组织表达的作用场域是组织内部和公共领域,这使得其兼具"信息场"和"代言人"两个方面的内涵。而社会组织的表达功能是多种因素塑造的结果,因此,塑造社会组织的表达功能需从分析其形成逻辑出发,主要考虑组织建构对表达功能的结构支撑、政社间信任关系对表达空间的决定、公民文化提供的价值选择等,进而寻找其归位之路。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十一)】社会实证研究在民间法研究中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这或许首先是一个研究者在理论创建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先决性地思考它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可能限度。本期所刊出的周赟的论文:《反思民间法研究中的社会实证法》就是这种对社会实证方法在民间法研究中的限度问题所进行的先决性反思。我之所以说这一反思是先决性的,乃是因为据我所知,作者并没有过在民间法研究中进行社会实证的尝试和经验。既有的对民间法研究之社会实证限度的反思,最多也基于对有关民间法论著的日常阅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