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以及苏俄新政权需要"东方革命"的背景下,"反对帝国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国共合作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的目标,也被纳入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法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为中心

当下,理论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遗漏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以知识产权领域最为典型。从宏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建立起一套产生并主要存在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微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则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具体内容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     

浅谈“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列宁在1917年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近一个世纪过去,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了全球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现象,这促使许多学者开始思考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以大卫·哈维的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帝国主义在新世纪的变化和特点.     

明末清初国际法“曲高和寡”原因析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但总体而言国际法在当时的中国曲高和寡,反映出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初探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指由全体国际社会成员所公认且在缔约时不能贬损的那些国际法律规范,对此类规范的存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其最初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国家的缔约行为,但随后逐渐及于其它国家行为;国际法学说、条约及国际司法实践初步确认了某些具体的规则具有"强行法"规范的性质,但关于"强行法"的更为明确或具体的范畴问题,国际社会远未达成普遍共识,因而在"强行法"规范的识别及具体适用上存在相当困难;经过深入的国际法理论研究和有力倡导以及长期的国际法实践的推演,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更有可能通过习惯国际法的方式加以产生;在条件成就时,再由习惯国际法规则演变或制定为条约国际法规则。     

中国行政机关与“非正式国际法”的实施

“非正式国际法”是指国家间签署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确立了国家间行为规范，因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文件。由于在非正式国际法项下作出的承诺不构成法律义务，签署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非正式国际法，这使得各国普遍没有规定此类文件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得非正式国际法的国内实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法由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类实践日益增加。从逻辑与实践角度看，中国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采取的形式有三种。为了更好地推动与规范我国的非正式国际法实践，尤其是规范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的行为，除了“适用”或“参照适用”现有法律外，我国可以考虑针对非正式国际法的谈判与实施，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     

世界秩序条约特征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晚近世界秩序条约的出现是国际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与传统双边条约相比,世界秩序条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条约以维护社会共同利益为宗旨;成员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条约实践开始弱化"主权同意"原则;条约的实施机制具有组织化和集中化趋势.世界秩序条约促使国际法发生了深刻结构变迁:国际法已经从"私法"性质逐渐过渡到"公法"性质;从主权本位逐渐过渡到社会本位;国际法律秩序开始宪政化.     

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

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驾驭与调控这个业已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失控世界的有效工具.通过客观描述帝国主义对历史与当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似乎早已为宏大的“政治正确”话语所遮蔽的法治的负面样态,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     

近代法学期刊:司法改革的“推手”

近代法学期刊最主要的宏旨之一就是关注司法改革,倡导司法改革,反映司法改革成果,进而推进司法改革,成为描绘司法改革图景的平台,预测司法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司法主权的捍卫者,重大司法问题的诊治者,堪称司法改革的"推手"。从清末民初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每一次司法改革运动的发轫,都离不开法学期刊的宣传和鼓吹。法学期刊从学理到实践,对司法改革问题及时加以讨论,对厘清改革思路、探明改革方向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其保存下来的大量近代司法改革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法律近代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值得深入挖掘利用。     

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适用的强制性

条约的适用是国际法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国内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必须面对的实践问题。1929年《华沙公约》建立了强制性适用原则,只要是公约定义的国际运输,必须适用公约。这一原则被其后包括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予以继承和保留,成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的鲜明特色。以《华沙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其适用并未完全遵循国际法传统的条约适用理论,当事人国籍国是否批准条约并不是适用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航空运输合同所确定的始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所在的国家是不是公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国际航空私法条约自身不同于其他国际法条约的适用理论和规则体系。"地点标准"是《华沙公约》适用的核心标准,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条约适用的一般理论,是对条约适用一般理论的发展,是条约适用上的重要创新。司法实践中,应抛弃固有思维,从条约文本规定出发,才可避免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

作为现代认识论的重要课题的隐性知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隐性知识的存在,更在于论证了知识的本质是隐性的。司法隐性知识问题在当代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得以显现并在相关法学著述中多有表述。在我国大陆,司法隐性知识也广泛存在于案件裁判的事实建构与法律发现诸环节中,并在司法判案中有它特定的位置。司法前见、一般推理、事实解释、图式加工、事实剪裁、经验参与、结果导向、观念辐射等都是对司法隐性知识的艰难表述。连接隐性知识与既定法律规范依赖于法律修辞,裁判凭藉判决修辞而获得形式正当性并为公众更好地接受。现代诉讼程序规则是激励与规制司法隐性知识运用的制度环境,司法隐性知识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大陆法治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Between the Law: The Unmaking of Empire and Law's Imperial Amnesia

Asian victim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have filed lawsuits agains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ions since the 1990s, which became prime sites for redress decades after Japan's defeat in World War II. As this ethnography demonstrates, this process paradoxically exposes a legal lacuna within this emergent transnational legal space, with plaintiffs effectively caught between the law, instead of standing before the law. Exploring this absence of law, I map out a post‐imperial legal space, created through the erasure of imperial and colonial subjects in the legal framework after empire. Between the law is an optic that makes visible uneven legal terrains that embody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juncture, rupture, and asymmetry. The role of law in post‐imperial transitions remains underexplored in literatures on transnational law, legal imperi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 demonstrate how,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aw and economy, post‐imperial reckoning is emerging as a new legal frontier, putting at stake law's imperial amnesia.     

The “age of empire”: again?

Law and ways of thinking about law have historically been integral to processes of colonialisation and extension of empire. Contemporary forms of colonialism in a globalising legal environment may be less obvious, more nuances or even subconscious.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trade commodity, the shift to fee-paying students as consumers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mong universities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export and import of various forms of leg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plural and mixed legal systems, debates about legal transplants, and concerns about legal imperi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issues and considers the place of comparative leg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 fac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s.     

论最密切联系的司法原则化

最密切联系精神是现代化的冲突法立法之特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规则仅定位为兜底救济规则,其内因包括我国强调立法、控制司法的大陆法系传统,冲突规范的硬性约束,涉外司法的划一要求,法律适用的稳健考虑,以及司法任务的简化。但由此也导致无法优化选法结果、无法缓解制度缺陷、无法矫正不当管辖,以及无法调整涉外识别等功能残缺。应尝试通过司法能动的原则化方案,参鉴欧盟最新立法,把最密切联系规则激活成为理性实施我国国际私法的灵魂力量。     

Latest evolution in the judicial intendance mechanism over arbit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past court practices,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concerning Some Issues on Applic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justice-arbitration relationship and reflects the pro-arbitration idea, as well as making a new step forward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judicial intendance over arbitration. However, confined by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due to inadequate judicial experiences, some problems still remain in the judicial intendance mechanism for further solution. Yu Xifu, Ph.D, is a judge dealing with most maritime and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cases. 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is works include a monograph, i.e. Judicial Intendance and Ass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ome articles, i.e. The relation between adjudication and arbitration, The definition and legal meaning of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The choice-of-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Finding foreign law-difficulties and way-out.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处理的发展——从“事故论”向“侵权论”的转变

在我国现代历史上。“医疗事故”这一词汇经历了从新闻语言向卫生管理语言、卫生立法语言以及民事、刑事立法语言演变的过程。由于国情和社会制度的特点．卫生行政部门长时间强势主导“医疗事故”事件的处理．也使“医疗事故”概念深深地植入于我国法官的思维之中．对法院民事审判理念产生了深刻地影响作用。因我国医学界、法学界和审判实务界等对于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制度和观点分歧之大，超越了其他各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法学认识．以致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法律观点——即“事故论”和“侵权论”。近年来随着民事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侵权法律概念的进一步认识．具有浓厚卫生行政色彩的“医疗事故”概念逐渐退出民事审判的舞台．侵权思想已经逐步回归，充分体现了我国民事法律和民事审判的进步。     

同案同判下司法技术与情理的平衡

同案同判旨在通过指导案例和类案检索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同案同判表示着司法技术化趋势,而司法技术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愈加推崇的形式理性及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案同判一方面保证了法律的确定性与司法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却因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技术化操作牺牲了部分个案的实质正义。既然同案同判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树立司法公正价值,那么就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观。当代社会的主流公正观是在法治前提下追求情理法兼容。这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是传统司法的首要原则。司法技术化与传统情理法的冲突,深层次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近代以来,中国对技术过度迷信,导致司法公正与民众公正观的间隙扩大。这需以情理法兼容的传统予以调和,使司法不仅仅是科学的法律知识与程序之学,更是兼顾伦理观的司法技艺。司法技术只能作为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不统一的过渡与辅助手段,长远来看,需通过拓展法官的综合知识与培育伦理素质以正确适用、阐释法律。     

法官法律知识的本源与确证——以法官的实践理性为视角

法律作为一门独立的体系知识而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是人类社会分工及知识分化的必然结果。法律知识具有其内在价值,对于法官来说,法律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自为的目的。法官的知识就是对于正义等理念的沉思。法官必须具有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同特殊的个案事件联系起来的司法技巧与方法。法官必须要精通法学领域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论修养。法官的司法实践必须以法律知识为前提。法官既是法律知识系统,同时也是司法行动系统。确认法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官应该理性地思考,在现代法律规范中,所有的规定都应该与人类理性的基本价值、人类行为的实践合理性等基本要求相一致。确认法律必须体现自治的原则。法官要力求达到掌握最完全的法律知识,力求达到最高层次的法的确定性追求。     

试论普遍义务及其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普遍义务”是指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有的义务,是近代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自该概念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书中以来,它一直对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研究普遍义务的含义、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并就该概念对国际刑法的影响加以分析,将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国际刑法的内涵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