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出发点

检察机关在我们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当中,属于司法机关,属于司法活动的主体之一。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中国特色之一。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利配置模式,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体制的运行核心是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别,这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地理、民族构成、文化传统等等具体的国家现状所决定的。     

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

古典的分权理论已经过时,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权力简单地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已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应建立新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实际的理论模式。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党已经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区别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政治权力实体。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社会权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经济实体,它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围,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现代国家的权力分为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律权力是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代表国家意志;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是执行国家意志。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权力结构将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作为社会权力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宏观管理     

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世界各国都注重通过法律职业的建构来保证司法产品的高品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二元冲突体现在司法上 ,即是司法政党化、行政化和地方化。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力学 ,是司法独立的保障。     

略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权力资源的合理分配是现代社会普遍民主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合理地分配权力，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无疑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一、权力及其分化何谓权力，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虽然各种观点表述不一，但都揭示了权力的重要特征：权力的不平等性，即权力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我们认为，权力是指特定主体（个人、群体或国家）将其意志强加于他物（其他主体或客体）使之产生一种继而服从的能力，这也是广义上的权力，…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哲学"

贝卡里亚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主旨在于反对封建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被告人的刑讯———这一合法暴行。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无罪推定的内涵在不断拓展。无罪推定原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宝贵路径,即应如何把握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应遵循的“哲学”是:国家权力的谦抑性、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及国家机关对权利主体的诉讼关照。无罪推定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趋势,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精神评析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致上由传统法的观点。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实践、法律物质实施、立法、司法技术与艺术构成，其中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法律规范与实践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探讨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必然要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为媒介，深入探究其内在蕴含着的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一、国家本位主义，阻却了社会主体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国家专制的“依治”与国家大义的“德治”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国家本位主义，产生于“…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主体路径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现有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关注如何监督,忽略了应当监督谁、应当由谁来监督这些重要问题。基于我国行政权的特性及我国的现有国情,所有实际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都应当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即国家、执政党、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和公务法人;同时,现有监督主体如权力机关、特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遵循权责一致原则切实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社会监督主体亦应创造性地发挥监督作用。     

公检法的权力配置应继续改革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相继修改了刑诉法和民诉法.这两大诉讼法的修改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审视一下这两部诉讼法在司法体制问题上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其实不大.以刑事诉讼法来说,三机关权力的基本架构是没有改变的.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的公安机关相比,是拥有非常巨大的侦查权力的,针对除逮捕以外的任何强制性侦查措施,公安机关都有独立的决定权.检察机关也是非常特殊的,不仅是一个控诉职能的行使者,还是一个法律监督者. 就法院来讲,现代司法所特别强调的司法裁判中心主义,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制度上都没有得到确立.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际上没有触及基本的刑事司法体制问题.与之相反的是,不管是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大大强化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我国的检察机关认为法律监督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院承担了在其他国家很多由法院承担的职能,比如说批准逮捕的权力、对公民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之后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力等等.同时,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民事裁判和刑事裁判都可以提出抗诉,也必然引起再审.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法律监督权，能否与检察权兼容——从法治的角度对中国检察权的反思（上）

法律监督权其固有本性应当是立法权的派生。但现代国家一般没有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与行政、司法乃至检察权处于平行的位置,而是将其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手段,分散配置于不同的国家权力之中,从而使其承担起相应的监督法律实施的护法功能,以及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平衡功能。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原本是两种异质的权力,但检察权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执法行为唯一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彼此制约以及护法功能,也理应与其他国家权力一样,拥有其为实现职能而必须的法律监督权能,二者兼容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

现代司法作为西方法治的舶来品对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现代司法与中国传统的接触更多地表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设置在乡镇中的人民法庭代表着司法权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作为一种权利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将民众与人民法庭联系到一起,将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与现代司法联系到一起。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我们应当关注于司法救济如何落实抑或人民法庭如何在基层扎根。     

浅议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

能动司法是在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与考察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司法理念。由于其在提高司法效能、促进司法正义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已经受到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在理论推导、实践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研究,对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度的能动司法进行探析。     

方法、思路与问题——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

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为例,探讨研究者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揭示了两种文化的类型特征,局限在于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为完善这些类型提供了思路;接着指出研究者在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时所怀有的是一种理解与沟通的心态,并对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最后清理了研究者运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会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思路,从中探寻研究者从激进主义向文化守成主义转变的现象和原因。     

弘扬中国法文化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近代中国对司法独立的价值追求与现实依归

司法独立来源于西方近三百年政治革命和文化发展的结晶 ,是现代司法的核心理念。中国传统司法向来司法行政合一 ,司法权既无法获得独立 ,也没有必要的权威。近代已降 ,面对西方的冲击 ,在清末新政改革中 ,传统司法按照西方司法独立的制度框架开始了艰难的近代转型 ,这一转型成为民国时期法律变迁和司法改革的主脉。本文立足于对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考察 ,认为近代中国在对司法独立进行价值追求的过程中 ,逐渐抽空其内在的生命 ,转而崇拜其外在的空壳 ,并将这个空壳视为真实的存在 ,以便于使其依归于中国的现实 ,实现其一种本土化的选择目标———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从价值理念到工具理念的嬗变。     

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

司法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公平,公平的实现离不开对司法权及司法运作机制的思考。如果说现代人的思考是“分权制衡”的话,那么宋代的士人及法官则提出“设官分职,各司其局”的司法理念,由此形成了宋代风格独具的司法制衡传统。传统与现代之间由此而形成了视界的融合。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