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略论行政问责制的改进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对民众给予他的信赖负责。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尚存在法律制度不统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亟需在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客体具体化、发展问责文化、公开复出程序、完善救济机制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最近几年,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要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二要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具体涉及到启动程序、调查处理程序、申诉复查程序及执行监督程序;三要建立健全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当前主要是完善党政信息公开机制,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四要建立健全问责官员进退机制,设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官员问责制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的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应当从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效果等方面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与不足,以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我国官员问责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媒体报道、公民监督的深入,官员问责问题已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近几年的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已逐步呈现常态化、制度化。官员问责的背后是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与公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官员问责法律缺失、复出机制及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责任追究意识存在误区等因素,制约了官员问责制的落实。建立官员问责法律、加强制度供给、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转变问责观念等是保障官员问责制落实的几种途径。     

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实施还面临许多问题和难点,需要认真研究,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区分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问责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执行力是问责制的生命，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问责制的作用效果。问责制的执行力与问责制本身的科学性、配套制度的契合度、问责制的执行环境三大因素紧密相关。香港在高官问责制执行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责对象明确，问责主体多元，能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了浓厚的“问责文化”。这些对提高内地问责制执行力都有重要的启示：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对等，增强人大、司法、媒体的外部问责，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和社会的法治水平。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     

领导干部问责制运行中的问题与对策思路

领导干部问责制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问责存在随意性,异体问责薄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对象模糊等。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公开。为此,必须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强化异体问责,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规章制度。     

用"五个明确"落实问责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没、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新理论新观点

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使其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第一,要明确问责主体及其权限。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活动,行政问责必须由特定的主体     

官员问责制度化: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在推进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客体责任标准模糊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程序非制度化、问责结果不科学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将问责客体的职责制度化、法定化,全面界定官员问责的范围及标准,完善官员问责程序,完善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