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入手 推进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人民调解工作标准化规范划建设,近日,司法部制定发布了司法行政行业标准《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从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调解业务、工作保障和工作指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为夯实人民调解工作基础,依法依规开展调解工作,实现人民调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纠纷合力

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央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作用,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在强化自身基础作用的同时,注重加强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出更大作用。     

立足区情 把握规律 不断创新宁夏人民调解工作

近年来，宁夏人民调解工作立足区情，把握规律，在组织保障、队伍建设、工作机制、工作创新等方面下功夫，调解组织、调解队伍数量逐年上升；调解矛盾纠纷9万多起，调处率在98％以上，成功率达到95．7％，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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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依法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法制化建设和保障能力建设,全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绩。目前,全国共有81.7万个人民调解组织和428万名人民调解员,每年调解各种矛盾纠纷达八九百万件,调解成功率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步凤镇吸纳村民代表参与民调工作

针对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足制约人民调解发展的实际情况，珠海市委、市政府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人民调解经费问题。一是去年6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就珠海市人民调解的队伍建设、组织建设和经费保障等都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即：在队伍建设方面，全市司法所要配备两名合同制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在组织建设方面，以司法所为龙头，以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着力抓好制度建设和规范化建设，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人民调解经费要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快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和物资装备建设，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无调解场所的问题。二是狠抓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落实。     

《人民调解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已于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人民调解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调解程序、经费保障、调解协议、效力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为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调解矛盾纠纷,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为帮助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特别是广大人民调解员更好地学习、理解、贯彻《人民调解法》,全面了解《人民调解法》的基本内容,深刻领会法律精神,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发展,本刊从第4期开始,设置法律·规章解读专栏,以《人民调解法》为依据,结合人民调解工作相关规章和实践成功做法,对《人民调解法》进行释义和解读,以期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有所裨益。     

转型社会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挑战及其应对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面临功能弱化等问题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与现代法治不相容而走向式微。应当在正视现行制度的缺陷前提下,对之进行合理重构,以回应时代呼唤和社会需求。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力度,改善调解人员的待遇保障,促进调解队伍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另一方面,要理性认识人民调解的功能和作用,注重保持其自治性质,强调依法调解原则,推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与配合。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南昌市正处在全面加速打造＂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时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南昌加速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重大使命任务。一、坚持发挥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注重源头治理,发挥好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突出＂四个着力＂。一是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夯实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调委会的同时,不断拓展新型领域和跨区域调解组织建设,     

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立法工作初探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调解工作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要求，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从调解组织的效率研究出发，重点探索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途径和机制。     

新桥镇调防结合 齐抓共管建立调解联动机制

近年来，玉林市福绵管理区新桥镇人民调解工作，经过探索和实践，构建了调解委员会、调解小组、调解员“三级人民调解网络”。形成了一个“以镇为中心，村、组为基层，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联合调解”的工作格局，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年来全镇的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96多件，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达96％，使人民调解成为该镇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真正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