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创办学校、学术团体、报刊杂志 ,翻译西方法律著作、撰写法律论著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其成果入手 ,阐述了西方传教士在西方法学传入 ,中国近代法学观、法律制度和原则以及概念术语等的诞生 ,中国近代法学人才的养成等各个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 ,并对传教士的这种作用的特点与历史贡献作了阐述。     

“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

国际法是最早正式引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法律部门,其标志性事件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万国公法》的翻译。在继受西方国际法后,国际法在晚清中国多被称为＂万国公法＂,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丁韪良的主观意向紧密相连。＂万国公法＂四字含有自然法学意涵,但却与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不符。因此,将国际法称作＂万国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晚清国人的国际法认识产生了误导作用。直至20世纪初年,伴随着世局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国人更清醒的认识,留日学生此时从日语中借用的＂国际法＂三字才取代了＂万国公法＂这一称谓。     

传教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双重影响——以花之安和《自西徂东》为例

近代中国,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同时多被冠以"文化侵略者""侵华先锋"之名,在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双重影响。本文通过简单介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及其著作《自西徂东》,浅析"基督福音"在中国晚清社会产生的双重影响。     

明末清初国际法“曲高和寡”原因析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但总体而言国际法在当时的中国曲高和寡,反映出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     

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

19世纪前期是西法东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在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前,那些首先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新教传教士通过编印中文书刊等途径,最早向中国传入了关于西方政制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即为反映这个历史真实状况的一个重要载体.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亦以此为嚆矢.     

传教士参与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研究,过去学术界多从布道、教育、医疗、慈善来剖析传教士们的活动,而对于其在西学传播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新闻出版活动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试从分析传教士们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动机出发,并进一步阐释其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     

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传教士在我国通过创办学堂、出版机构、报刊和翻译书籍等,使西学在中国传播进入一个新时期。本文浅析了西学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媒介作用,促进了西学的传播,由于他们具有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知识水平,其自身特点和来华使命,对晚清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传教士反对中国妇女缠足的主要方式

伴随着列强入侵,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从客观上来说,他们带来一些先进的社会风气,冲击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反对妇女缠足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对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有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本文仅简介了传教士反缠足的主要方式,途径。     

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

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由西方传教士开风气之先 ,随后 ,西方商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该行列 ;报刊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的民主宪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报律的产生是国人办报热潮兴起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与清末宪政运动呼吸相通 ;尽管清末报律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诸多限制 ,但其中所体现的进步意义和新闻的近代化转型同样值得关注。     

晚清德籍军事教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晚清以后,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侵略面前,被迫走向近代,从而也开始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程;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本身就有与世界趋势一体化的要求,它涵括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     

简论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近代国际法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而传入中国,也使中国被迫纳入国际法律秩序。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究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依然有不同的争论。笔者认为,客观地评价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的影响至少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应该考察近代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如何;二是应该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现状如何。     

晚清时期英美传教士的中国法律观

晚清时期,英美两国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保留了丰富的中国法律史料,内容涉及法典演变、刑法、民事法制、诉讼法制以及行政管理法制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英美人士对中国法律的总体观念。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法律具有家族本位、严刑酷法、司法腐败、集体连带责任、激进思维等多种特点。这些观念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指导今天的法律变革和法治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比较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著名的“律令时代”;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而且影响未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交流双方尤其是输入方的对象国及其输入途径的选择,主要受信息、国情、政制、目标和国际环境、法律传统以及人力物力的限制。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参照模式经历了从美英到法德最后选定日本的必然过程。唐及清末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具有双向性和典型性,这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又是思考当下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资源。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     

司法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晚清司法改革动因分析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条约制度下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司法表现。晚清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企望通过修律新政以期挽救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统治,但其直接动因乃是肇始于收回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逐步形成的领事裁判权,从而维护固有的司法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法权历史现象。     

从觉醒到崛起

来自西方世界的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传教士操着不一样的语言,身着另一种眼饰,信奉不一样的宗教,而且以向不开化地区输出这种宗教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正面应对西方世界入侵的事实,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规模和传教士涌入的数量,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法律早期现代化的保守性价值评析

对如何评价中国晚清修律中保守性价值问题进行讨论。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律价值重新评价,与西方国家法律现代化进行比较,考虑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功利性,考虑民族心理,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水准以及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共同规律,认为中国早期法律现代化中包含某些保守性价值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存在。     

国际法学在中国的成长

国际法学作为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由于国际法学和中国近代国情的特殊性,国际法学在中国近代的成长缓慢而艰难;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学在中国的成长迈出了新的步伐,逐渐有了自己的国际法学体系,并对国际法学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从传统积淀看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晚清宪政改革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实践活动,是中国由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向近代宪政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从实质上说,晚清宪政改革是统治者在内外危急形势下被迫采取的制度移植措施,以挽救其自身统治为目标,但由于中国社会深厚的传统积淀,晚清社会既缺乏实行宪政的政治胚胎,又不具备实行宪政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从此意义上说,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破产立法探析

本文旨在以1906年晚清时期的《破产律》、1915年北洋政府时期的《破产法草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破产法》为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破产立法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揭示中国近代破产立法的特点,探寻近代中国移植西方破产法律制度,法律近代化的路径,并为我国当前的破产立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