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执行《罗马规约》的分析及其启示

《罗马规约》的制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各国终于在保护人类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规约的规定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乃至第三国的国家主权都造成了一定的侵蚀。规约的缔约国因此对规约的执行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在这其中,澳大利亚对规约的执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澳大利亚在注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调的同时,保护国家主权,关注国家安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的法律影响以及我国的应有立场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与推动下,追究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的第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诞生。由于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存在分歧,中国未加入该规约,因而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但由于国际刑事法院自身的特殊性及国际关系的特点,国际刑事法院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法律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国产生的这种法律影响,并分析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应采取的立场。     

2002年战争法的最新进展与大事回顾

2002年,国内外战争法领域发生诸多大事,战争法的制定和实施取得显著进展。就国际而言,主要有:塞拉利昂特别法院规约获得通过;安理会修正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生效并举行第一次缔约国大会;美国寻求国际刑事法院豁免权;生物武器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取得成果;ICRC发起关于生物武器的呼吁;化学武器公约举行第七次缔约国大会,禁化武组织更换总干事;国际社会决定明年起草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中亚无核区条约起草完成。就国内而言,主要有:中国形成完备的防扩散法律体系;中国批准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中国签署枪支议定书;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履行地雷议定书取得新进展;关于销毁日本在华遗留化武问题;中国举办首届军队律师战争法培训班;ICRC主席访华。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转变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极力反对的大转变。克林顿政府虽然积极参加法院规约的制订,但最终因为在管辖权、检察官独立启动调查起诉程序和侵略罪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而投了反对票。布什政府则根据《美国军人保护法》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措施,其中尤以所谓的"第98条协定"为甚。但是,缔约国与美国签订的这种豁免协定实际上违背了规约的宗旨,与罗马规约第98条第2款不相符合,是非法的。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历史的研究——从日内瓦法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未来趋势

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为惩治战争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前南法庭规约对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该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应优于各国国内法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削弱了法庭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最新发展，在吸收刑法原则、改进管辖权及触发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仍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在处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上也尚待改进。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史反映出规范审判组织、增强强制性和优先发展个人犯罪惩治的趋势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的逮捕令及其法律后果分析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由于联合国将苏丹情势提交给检察官而取得了对苏丹总统巴希尔案的管辖权，并在《罗马规约》的框架内有权发布逮捕令来行使其管辖权，但根据该规约的规定，法院不得向缔约国发布将使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请求书。国际刑事法院目前已经向各国发布了逮捕和移送巴希尔的请求书，但除了苏丹在安理会决议下负有与法院合作的义务、且苏丹对巴希尔的逮捕和移交不会涉及到对其国际义务的违反之外，其他国家并不能因为该请求书或安理会的决议而解除其对苏丹所负的尊重巴希尔作为国家元首之豁免权的义务。倘若其他国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请求书而逮捕了巴希尔，将构成对习惯法下的豁免原则的违反。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衡因素分析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问题,从《罗马规约》起草到现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争议的焦点,通过对《罗马规约》和国际社会政治因素影响的研究,分析缔约国、预审分庭、安理会和其他因素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以求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进一步研究。     

“不愿意”进行管辖的解释及探讨

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对一国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刑事管辖权＂不愿意＂或＂不能够＂行使两种情形。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犯罪的情况在国际上并不少见,解释和探讨＂不愿意＂进行管辖对于准确理解和运用《规约》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一个学理问题为例,解释和探讨如何判断一国是否＂不愿意＂进行管辖。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发布逮捕令的国际法思考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虽然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巴希尔总统虽然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但这种豁免不能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否有利于恢复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待检验。     

战争罪与武装冲突性质的关系问题

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性质,是属于国际性、还是国内性的,将决定要适用哪些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规则。战争的性质问题,是与战争罪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第8条,是关于"战争罪"定义的条款,其中也涉及到武装冲突的性质问题。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的"关于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情事"、"违反战争法或惯例"和"反人道罪",都涉及到该法庭对战争罪属事管辖权的法律规定。通过前南国际刑庭对这些条款的适用,对预见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于我国公务员身份保障的几点思考

西方国家公务员身份的身份保障,是通过政务官与事务官两官分途以及事务官常任制而获得有效保障的。我国由于对公务员范围界定太宽,司法与行政关系未理清,法律一直没有明文规定公务员的身份保障。因此,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起适应我国整体制度的公务员身份保障制度。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思考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持续的、大量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即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高额"双顺差"。虽然持续的"双顺差"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也对我国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一套适合的解决办法,妥善处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问题。     

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应对思考

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下,各国在外资立法方面必然采取相应措施。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的发展定会影响我国在外资立法方面的举措。我国应顺应这一形势的发展,研究国际投资的发展规律,适时修改、订立我国的外资立法。     

对我国缓刑制度有关问题的探析

缓刑制度在我国虽然发展时日并不短暂,但是因为相关规定并不完善,致使其在我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对缓刑制度的概念、国外关于缓刑的有关规定及我国刑法关于缓刑有关制度加以介绍的同时,更需指出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     

我国制定法的缺陷和完善

制定法,是指不同的享有立法权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制定法在我国的法律渊源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制定法的完善就显得特别重要。制定法自身形式有其特殊性,再联系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可分析出制定法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模糊性、缺乏科学性的缺陷。这些缺陷能通过完善立法技术、改革立法制度及以判例法渊源相辅助的途径来完善。     

健全干部任用择优汰劣机制的思考

目前我国干部任用工作中存在着《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贯彻执行不规范、选拔机制不健全、考核评价不科学、择优汰劣机制缺乏监督约束等问题,应健全公开选拔任用干部机制、差额选举制度、任期制和监督机制,从而完善干部任用制度。     

古代中国判例传统:成因及启示——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判例传统,其成因有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性。中国古代判例传统对我国当今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启示有二:一是确立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二元法源形式;二是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具体包括加强法官裁判过程的程序控制和提高法官的人文素养。     

论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条约如何适用于国内,各国立法、实践不一,而我国对这一问题尚无明确、统一的宪法性规定。因此,构建一套以宪法性规范为核心的条约适用制度已成为必要。建立中国的条约适用制度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条约效力优先原则相结合,以专门性立法的形式明确不同层次条约的地位及效力,并对条约的适用方式做出灵活简便的规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

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论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随着现代收养核心的转变,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逐渐成为诸多国家收养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养子女最佳利益发展自子女最佳利益,但却不尽相同。我国《收养法》未明确规定该原则,导致在收养实践当中极易造成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不当。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我国应当将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收养制度的原则之一,并进一步完善我国收养法的具体规定,使该项原则作为整个收养法在立法、司法、执法中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