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     

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

一、我国现有法律政策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1 .《宪法》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1 )我国宪法第 33条第 1款、第 2款明确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是中国公民 ,就应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 ,因此农民工应当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和群体平等的宪法地位。宪法第 33条第 3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人权原则的宪法确认 ,为保护农民工个体的正当权益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宪法第 1 3条关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障条款 ,为农民工收入的取得与保护提供了…     

对无罪推定权利的人权观认识

无罪推定权利的本质首先是一项人权,其次,它是一项基本人权,再次,无罪推定权利是一项宪法性基本人权,最后,无罪推定权利是被追诉人的一项具有宪法性质的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我国即将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是对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肯定和保护,有助于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进一步实现。     

关于我国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思考

人身自由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其他一切自由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的宪法和普通法律都有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规定.但是,我国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还有不足.为了改变现状,我国应从宪法性条文、宪法的实施效力、法官和法院独立等方面加以完善.     

1978年宪法在人权保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1978年宪法基本上保持了1975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的精神,恢复了一部分被1975年宪法所取消的195 4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新的宪法权利,为1982年宪法关于宪法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1978年宪法,在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历史性地位不容忽视,其制度意义不容否定。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公平审判权的实现

公平审判权不仅是一国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或宪法性权利。公平审判权不但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甚至其他具有实质诉讼特征的准司法行为。民事行政检察权属于诉讼监督权的范畴,其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力、司法裁判行为以及裁判结果,是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专门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监督权力,其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当事人公平审判权的实现,并最终实现公民的人权保障。     

自媒体时代下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自媒体在彰显言论自由之时,也打开了一扇偷窥公民隐私之窗.在宪法视野下,隐私权已经超越部门法的疆域上升为一项基本人权.在自媒体时代,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特征表现为隐蔽性、侵财性、便捷性和严重性,隐私权的传统法律保护模式遭遇新的挑战.宪法对公民隐私权加以保护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明确隐私权是一种项列举的人权,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贯彻执行,并通过部门法落实和实施该项权利,建立一个由宪法统领的、靠部门法具体实施的多层级和全方位的立体保护架构.     

未成年人保护的宪法人权价值初探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重要价值之一，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权。未成年人是特殊的公民，因此其人权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障体系初具规模，但未成年人权益侵害事件多发，这是社会对宪法人权价值认识缺失的表现。为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权利，国家和社会应当注重宪法人权价值的普及。同时，宪法解释的激活，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监督机关的相互制衡与促进都是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中宪法人权价值实现的可行途径。     

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存在三种诉讼制度,即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是,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还缺一种诉讼,即宪法诉讼。马克思说:“宪法是人权保护书。”列宁说:“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宪法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是保障人权。现实社会中,公民有许多的宪法权利被侵害了,却没有得到救济,因为我国还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无救济即无权利,目前,建立我国的人权保障体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一、从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原则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人权口号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来的。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     

权利冲突与竞合下的公民通讯自由权保护

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通讯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信息时代,公民通讯方式不断演变,要求我们应全面分析通讯自由权与国家权力及其他基本宪法权利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竞合。从权利冲突和竞合的理论出发,进行法律价值的选择,遵循法的基本特性,平衡通讯自由权与国家权力及其他基本权力所发生的冲突和竞合,使公民通讯自由权真正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行政诉权--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在传统理论中,其从属于行政机关,相应权利受到侵犯时也不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这违背了法治的理念和原则。所以赋予公务员以行政诉权是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与刑拘、逮捕的程序缺陷

人身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刑事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应合理且正当。合理的刑事程序理应反映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诉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选择是秩序、效率兼顾自由、公正。刑拘、逮捕的程序设计存在缺陷,未能反映这一价值选择,应作如下修改:减少拘留审查时间,降低逮捕证明要求,建立逮捕司法审查制度。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

民法典体系化是其内在要求 ,我国民法典应体现人类社会开放性与稳定性特点 ,应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为此 ,民法体系应构建如下 :总则篇 ,人身权篇、财产权篇、侵权责任篇、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篇。     

论迁徙自由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迁徙自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 ,我国于 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 ,并从宪法立法角度确认迁徙自由很有必要。我国其他法律在对迁徙自由进行具体规定时 ,应当把维护公民迁徙自由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道德、他人权利与自由结合起来 ,使迁徙自由得以正确运用。     

民法法典化的政治向度与核心价值之实现

据考察,民法典的编纂几乎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因素的刺激之下浮出水面,而民法法典化之形式与实质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的民法法典化呼声很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思想积淀和学术准备,更缺乏民法典发挥其内在价值的社会土壤,因此,在当前政治稳定、立法权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急于制定一部民法典,而应该更深入地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诉权视角下的民事起诉条件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理论,民事诉讼中设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当事人的诉权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与诉权有实质的联系,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利于掌握立法者的意图,在理论上为起诉条件的设立找到根据.同时,从比较法视角观察我国的起诉条件能够更加直观地发现现行规定的缺陷,有利于提出改进建议.在实践中发现立法缺陷,并最终在理论的指导下修改法律,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最好的途径.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民商法典的启示

人格与主体资格及主体身份密切相关,人格权乃重要的主体权利。罗马法虽然没有人格权之说,但有人格权之内容,且对后来的民法典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法国民法典》影响巨大。《法国民法典》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采取了整体的人格权观点,法典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概括的人格权保护方式;随社会的发展,新的人格权能不断被吸纳进去,故未产生一般人格权制度。而《德国民法典》受实证主义和康德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的影响,坚信法定人格权观点,法典采取列举式人格权保护,在后来的发展中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其后,在法理学的发展下,借助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且对德国族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对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民商立法带来一些启示,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确立该制度的主动性,而且从立法技巧上,可以将传统人格权置于人身权之中,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     

人格权法的新发展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人格权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日益丰富，强化了对生命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迅速拓展，各国普遍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日益注重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人格权保护方式的多层次和多样化，人格权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为适应人格权制度的发展需要，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构建较为完整的人格权体系适应人格权益发展的需要，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细化人格权的具体规则，强化对人格尊严的维护，进一步完善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规则，在人格权保护方面，应当强调预防与救济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