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废除

对于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从其规定之日起便争议不断,在实践中也逐渐显露出其与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相抵触的一面,与立法原意相冲突,暴露出实践操作的局限性以及法律观念的滞后性。本文认为应当取消该罪,并论述了取消该罪的两点理由。     

性骚扰防治对策探析

性骚扰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影响职业发展、造成经济损失，扰乱社会秩序。我国现行法律在不同的立法层面上明确了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又将性骚扰纳入了法律范畴，但没有关于性骚扰的专门立法；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不周全、不延续。应加强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并在刑法典中增设“性骚扰罪”的有关规定；建立起性骚扰的社会预防和防治机制。     

数罪并罚应如何计算

编辑同志: 对数罪并罚问题,有的认为应采取“先并后减”的计算方法,有的则认为应采取“先减后并”的计算方法。请问,采取那一种方法符合法律规定。江苏常熟市王声宏王声宏同志: 所谓数罪并罚,就是一人犯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罪,人民法院对于犯罪人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原则,确定应当执行的刑罚。对数罪并罚的计算,各国立法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     

实然与应然:新刑事诉讼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检讨与展望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与救治,是新刑诉法相关诉讼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也是未成年人检察执法实践的工作导向。在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运行中,由于相关规定较原则、配套制度不尽完善等原因,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法层面的实然与立法层面的应然存在差距,影响了司法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效果。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明确国家监督人及法律监督机关的双重定位,确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一体化模式,推动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融合,促进对涉罪未成年人非刑事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处理理念的落实。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确定的新罪名,也是刑法罪名体系针对性、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对推进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该罪的立法背景与意义探究该罪名确立的理论基础,从该罪的立法原则与依据阐明该罪的现实必要,从该罪法律适用的三个难点来解释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实现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当领会。     

指挥权原则：海上拖航合同法律性质的判断标准——兼论中国海商法的相关修改

针对海上拖航合同的法律性质,从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层面阐述纵论其法律性质的必要性。采取考辨两大法系各自适用“指挥权原则”实践成果的方法,分析以该原则界定海上拖航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指导司法实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法律性质角度提出对中国海上拖航合同的立法完善建议。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错位与归位:滥用职权罪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对于修订后的刑法所新设的滥用职权罪,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其是故意犯罪,但相关的论证实难令人信服。合理的思路或许是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实然的角度分析,现行刑法中确立的滥用职权罪是过失犯罪;但从应然的角度反思,滥用职权罪的正确定位应是故意犯罪。为此,应当通过立法修正的形式对其进行理性重构。     

基于窝藏、包庇罪所作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明确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并且,规定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并无例外。笔者认为此种刑法规定未免过于"无情"。从人性论、亲亲相隐原则、自然法思想及现行此罪立法、司法实践的弊端,认为此种立法设计并非最佳,也不利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对此罪予以重新审视和完善是有必要的。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省察与重构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转移可能对输入和输出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损害。在其法律责任问题上，既有学说从污染者负担原则出发，认为转基因农作物越境造成的损害应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从规范分析角度看，此种观点具有局限性，污染者负担难以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被证成；相关国际条约并未明确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的责任形式，而是允许缔约方适用现有国内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去解决。依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及时充分赔偿原则应为统帅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法律原则。依照该原则，面向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不具有正当性，应当以民事责任和国家责任为核心构建类型化的责任体系。应依照因果关系的确证性对相关事实进行类型化区分，对因果关系可在经营者层面确证的损害适用民事责任，对不能确证的则适用国家责任，同时还应通过立法补正和法律解释的方式推动类型化责任体系在规范层面得以实现。     

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责任以及立法缺陷和完善

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加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本文首先从犯罪的主观上讨论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然后提出了目前立法上对该罪的缺陷所在,最后,鉴于本罪主观要件的复杂性和环境污染的巨大危害性,建议应完善立法,对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给予具体的规定,并细化罪名。     

侦查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与缺陷

从我国法律第一次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来,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适用却不多,在反腐败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差强人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进一步完善该罪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对于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侦查实务角度,分析了当前办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构建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适度公平机制

从理论层面而言，立法的适度公正机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从实践层面上分析新旧立法机制的转换可见，立法已经从效率导向走向适度公平导向；从立法适度公正的原则出发，可见目前立法公正存在不足，应通过具体的立法路径选择和措施来具体形成适度公正的机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探讨

我国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采用了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但是在理论和实务上对该罪的理解还有不少疑问。本文从该罪的立法演进探究其立法原意,并对其在罪征方面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阐释,对该罪罪与非罪、与他罪进行比对分析,最后从立法和司法解释角度进行长远的规制设想。近几年来,金融犯罪一直是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研究、争论的热点课题,而作为金融犯罪之一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于在刑法分则中采用的是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因而从一般意义上讲其犯罪构成不难理解。但是,最近因为孙大午案件的出现,引发了一些法律问题,不少学者对本罪的理解适用及其立法提出质疑。笔者就此谈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识和理解。     

浅论投放危险物质罪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存在限制论与扩张论的对立。从立法背景分析,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国家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活动而修改的;从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分析,对法律的解释应当尊重法律条文、具有合理性;从刑事政策分析,对未成年人的权益进行特殊保护也是国际上的一贯做法。因此,"投毒罪"不等同于包括投放放射性、传染病病原等物质在内的"投放危险物质罪",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对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     

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禁止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本文在全面考察外国有关立法及诉讼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为了进一步贯彻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并保障其得以实现,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规则,并对各阶段的诉讼程序予以调整和完善,从而为该原则的实现提供完备的程序保障     

浅析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问题——以追逐竞驶行为为主要讨论点

在法治社会显著进步的今天,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部分学者持支持态度;也有学者坚持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认为将其入罪有滥用刑法之虞。本文对于危险驾驶罪入罪持支持态度,认为其存在有其必要性,但从立法层面来讲,危险驾驶罪仍需进一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实反思与理性回归

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入刑＂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该罪的关注和讨论就没有停歇过,特别是在该罪的立法正当性、客观行为的实质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上见仁见智。这些理论争鸣固然深化了对该罪的法理分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司法者的视线,影响了该罪的实践效果。因此,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出发,检视和追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显现或潜在的问题,从法理角度上廓清和厘定该罪应当秉承的理念,以期为该罪的立法完善寻求更大的空间。     

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的分析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表现出立法的综合化、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职权的广泛化和国际合作的多样化等显著特征。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反腐败司法制度尚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对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应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立法的思路,制订反腐败法或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提高反贪污贿赂局的法律地位,建立专门审判机构,赋予反腐败机构具有秘密侦查权等更广泛的职能,并参与国际追赃机制,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