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之路的现实选择

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 ,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 ,法治还是一种治国的原则体系和制度体系。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法治的经济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法治的政治基础 ,思想解放为中国法治奠定了精神基础。从现实性和必然性分析 ,中国的法治之路走的是一条以政府推进为主 ,结合社会演进的道路 ,传统社会的中国不能进于现代法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前提 ,必须大力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论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的矛盾

中国农村法治进程关系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总体大局。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进程中,中国农村的法治进程充满三大矛盾:一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二是乡土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三是臣民观念与公民观念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是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乡土中国视域下的礼治与法治

乡土中国涵盖的的内容比较广泛,就其涉及的礼治与法治加以阐述,试图从乡土的传统结构中探析,礼治与法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结合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探讨。     

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合理性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两个层面,即学理上和实践的生活经验层面上,多维度探析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进而为将民间法"名正言顺"地引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来提供理论支持.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民间规则价值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在向广大农村社会推进之时，国家法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广泛行之有效的是民间规则。在此情形下，探讨民间规则的价值及其功用，对于完善以国家法为主导、以民间法为补充的现代农村法律体系，是为当务之急。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与民间法再造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碰撞,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并非水火,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旨在规范民众行为,与国家法形成互补,既有助于国家法发挥统合基层社会的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可以培育基层社会崇尚规则的习惯。在实践中,再造民间法并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可通过律师下乡、完善调解制度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来实现。     

对中国建构型法治模式的探讨

中国的法治模式是建构型的,在这种模式引导下的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司法实践中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为突破这种局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民工潮--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

传统法律文化同现代法治发展的冲突,造成我国当前法治困境的出现.中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法治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同时也是民工潮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除在根本上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从思想层面上消除城乡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是解决法治困境问题的关键所在.民工潮现象与法治困境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无意间成为沟通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法律观念能动的理想介质,他们的自由、平等、契约、权利和现代国家与公民意识等方面的现代法治观念因此得以不同程度的生长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工潮是一场以自生自发的行动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法治独特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不自觉地为解决法治困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是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最后,本文从处理演进与构建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法律应如何对民工潮作出积极回应的建议.     

试论民间规则法的成长——一个社会学的立场

因为民间规则在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方面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此,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民间法尤其是研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民俗习惯在法律渊源中的地位

习惯／民俗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一直遭到法学界的忽视和误解，并受到制定法的轻视。本文立足于“中国问题”．论述习惯／民俗习惯在法律制度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试图为习惯／民俗习惯正名。通过对比分析主要国家（包括我国）的习惯／民俗习惯法律渊源中的现实地位，建构性地提出我国对习惯／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进行重构的可能路径之一；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认真对待民俗习惯，化解法官选择适用民俗习惯时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所遭遇的两难困境。     

论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元框架下的考量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民间法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之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考量。文章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置于多元框架下考量,分别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等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文章认为,在寻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架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性沟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动态平衡、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的适度兼容中,彰显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民间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民间法研究之潮起,反映出学界对中国法治之路更为深层次的探索。然而在民间法研究中,语言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习惯法、传统法、非官方法、活法、行动中的法等概念往往与民间法概念交织一起,不加区分而随意使用,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民间法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急需完成对相关概念的辨析。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

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首先面临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对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进行论证。司法的场域运行表明民间法在司法中强有力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对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重视,民间法司法运用的价值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司法实践中,民间法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有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推进和谐司法;有利于顺应主体社会生活的权利要求,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达致善治。     

论民间规则与事实认定

从本质上讲,民间规则是民间现实生活的规范性表达,是民间真实生活的浓缩,是民间社会据以判断是非的行为标准。故此,依据民间规则的内容,可以把民间规则分为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以及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与此同时,案件的事实也可分为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事实。由此,在司法过程中,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对于事实认定才具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却没有此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