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推定与犯罪的认定

刑事推定的实质,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方式的问题,是部分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难度,并将部分证明义务转移由被告人承担。因此,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应当对其无罪或者罪轻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运用刑事推定认定犯罪,与无罪推定原则并非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它们之间存在相当可能的相容性。     

精神失常抗辩及其刑事证明——以美国法为视角

心智健全推定卸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心智健全的证明责任,将争点形成责任交由辩方承担。而精神失常在美国刑事法中属于积极抗辩事由,根据联邦和多数州的司法实践,由辩方承担提出初步的举证责任,并承担“清晰、信服”程度的说服责任。相较之下,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的建构与刑事证明之间没有明确的衔接,以至于刑事证明的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目前查实被告人是否精神失常的主要手段,但启动权主要其中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辩方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而对鉴定人以及鉴定证据亦缺乏体系性的证据审用规则。司法精神病鉴定应当纳入刑事证明的轨道,辩方如欲推翻心智健全推定,应提出相应证据,继而说服责任的分配要区分辨方证明主张：该鉴定意见是对控方对犯罪主观方面要素证明的反驳,还是主张责任阻却。前者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由辩方证明到清晰、信服的程度。在此证明原理的基础上,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口头陈述或展示,并接受对造的质证。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则由法庭依法判断,其证明力则由法庭自由评价。     

本案被告人郭某的年龄应当如何认定——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首先要求根据所要证明罪行轻重的不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当控方证明无法达到“排除一切可能性”标准时,需要通过降低对被告人权益的剥夺程度,来获得证明标准的降低。其次,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不同,控方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辩方证明只需要达到证据占优势即可。此外,证明责任的内涵包括“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个层次,被告人所承担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其只要针对其抗辩主张提出证据使控方主张形成争点即可。     

“幽灵抗辩”问题研究

"幽灵抗辩"是刑事诉讼法中特有的概念,也是一种法定证据。"幽灵抗辩"只是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一种抗辩理由的模糊描述,并没有法定的概念界定。它经常与证明责任联系在一起,即由谁来承担这种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对这种抗辩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大难题。由于两大法系诉讼模式的不同使得在"幽灵抗辩"中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同。在我国,这种证明责任一般由控方来承担。鉴于"幽灵抗辩"的性质,由控方来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控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在此框架下,我们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查证方式来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     

论法官的查证责任与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边界

中国刑事审判中法官具有调查证据的必要,其目的是澄清心证与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必要时对被告进行客观照料。但是法官的查证责任并非是承担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而是同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的证明责任存在严格区别。因此,有必要对法官的查证责任与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进行边界划分,只有在控辩双方履行必要的证明责任后,且在特殊的条件下,刑事法官方能依职权调查证据。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一个联接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虽然很多可以借助推理、推论来完成，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控方却很难完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推定。推定通过直接认定事实，可以节省证明的成本，并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上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应当考虑到证明的难度设立一些必要的推定，同时规定一些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利于程序法上公平而合理地完成证明任务。     

刑事推定、证明标准与正当程序 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解读

<正>随着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日益偏重,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使用推定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大体是因为,通过降低控方的证明责任或减少需要证明的犯罪构成要素,推定几乎总是不利于被告人而具有使控方的指控与定罪变得容易的功能。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刑事推定大多涉及较难被证明的主观罪过要素。可以说,刑事领域的推定实质上涉及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处理,推定的广泛适用背后上演的是国家权力悄然扩张的一幕。因而,尽管推定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论证明责任在程序上的顺序性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在程序过程中的分配。在诉讼过程中 ,控方总是应当首先承担证明责任 ,而辩方则在控方之后承担证明责任 ,两者的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且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有时会加重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但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转换的关节点是法官证明评价的形成 ,这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性质密切相关。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被告人应对其积极主张的某些程序法事实和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实体法事实承担主观证明责任；基于罪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承 担特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即对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犯罪，由被告人负责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 正当性，否则，将被推定有罪。考虑到被告人的证明能力，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 只需达到合理程度即可。     

论刑事推定的合宪性审查

刑事推定不仅涉及实体法上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和程序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承担,还涉及司法权力的重新配置,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一个新问题。推定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是多元的。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被告人应该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探讨推定的合宪性审查,必须审视推定与无罪推定之间的关系。     

论刑事推定的合宪性审查

刑事推定不仅涉及实体法上犯罪构成要件的设置和程序法上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承担,还涉及司法权力的重新配置,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是亟待引起重视的一个新问题。推定的合宪性审查标准是多元的。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被告人应该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性权利,探讨推定的合宪性审查,必须审视推定与无罪推定之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刑事推定中的利益分析

推定作为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情况的一种方法,它减轻了举证责任,提高了诉讼效率,解决一些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但这些仅是推定的工具价值。在工具价值的背后,推定承载着一定的利益:或为国家利益,或为当事人利益。不同的证据制度、诉讼模式,决定推定承载着不同利益。     

论医疗损害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配置

我国现行法上,医疗损害侵权行为采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学界对此问题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是否采过错推定,也存在着疑义。笔者认为,二次审议稿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的关系。在立法论上,应当将医疗损害侵权纳入侵权法的规范体系中。过错责任原则具有道德贬抑性,存在行为安全区。医疗损害侵权行为应当采过错责任,举证责任上则采过错推定。损害是基础事实,过错是推定事实。     

论医疗损害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配置

我国现行法上,医疗损害侵权行为采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学界对此问题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是否采过错推定,也存在着疑义。笔者认为,二次审议稿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的关系。在立法论上,应当将医疗损害侵权纳入侵权法的规范体系中。过错责任原则具有道德贬抑性,存在行为安全区。医疗损害侵权行为应当采过错责任,举证责任上则采过错推定。损害是基础事实,过错是推定事实。     

证明困难视阈下的事实认定与刑事推定

从法律效果上看,刑事推定实际具有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功能。以“主观罪责型”推定与“证明责任型”推定为例,前者改变了构成要件中主观罪责的证明方式,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将有限的举证责任转由被告人承担,使其成为刑事推定的不利方。为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刑事推定所预想的制度目标,不但需要对其基础事实之内容予以严格限定,突出其法定性与可证明性,而且需要明确推定事实与裁判事实之间的合理界分,强调事实认定者的心证对推定结果的可能影响,并在适用前提上,仅将刑事推定作为证明困难处境下的末位选择加以使用,在作用范围方面可将其适当扩大至定罪外的部分量刑情节。在立法选择上,考虑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刑事立法应当对刑事推定保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态度,尽量减少其创设及适用。     

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

合宪性推定是宪法审查中一种重要方法。其最初起源于美国，尔后逐渐被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法治国所采用。国内目前对于合宪性推定方法的认识尚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审查制度的有效运作。对于合宪性推定方法的借鉴，不在于简单移植，重点在于从一般原理的角度来探求其所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人权价值、规范体系、经济理性等多角度对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可发现合宪性推定是一种原理性的宪法方法，根基于宪法的最高性、法官的经济理性、人权的目的性、国家权力的手段性等。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论证，在折射出目前宪法方法的贫瘠的同时，也有助于摆脱宪法文本浪漫主义的方法论困境，进而体现出宪法方法兼具政治与法律的特性。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是基于人生来无罪、也无犯罪基因这一常态而作出的一种假定。刑事诉讼程序是以证据为依据的动态逻辑证明过程并以证据为核心构件,因而,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证据法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具体规则：证据裁判主义、非法证据材料排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支配下的刑事诉讼证明与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