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民愤、传媒与刑事司法

民愤是民众的义愤情感,它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公民素质,可能对刑事司法起到纠偏作用,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传媒的民主特性有力地推动民愤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传媒并非圣人,有时也会误导民众,加上民愤难以识别,所以民愤不能左右刑事司法的实体处理,只能对程序的进行产生某些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技术中立原则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承诺——兼评美国诉中国出版物及视听制品案

技术中立原则最早出自电子商务领域，意指法律对电子商务的技术手段一视同仁，不限定使用或不禁止使用何种技术，也不对特定技术在法律效力上进行区别对待。首先将技术中立原则引入WTO争端解决的是安提瓜和巴布达诉美国影响跨国提供赌博服务措施案，而该原则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美国诉中国部分出版物和视听制品贸易权以及分销服务案。从法律解释角度讲，从GATS和WTO各成员的承诺中推导出技术中立原则似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现实角度讲，技术中立原则对于那些无法把握相关技术走向以及在作出贸易承诺时忽略这一问题的成员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与中国服务贸易承诺范围界定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我们从国内政策制定的技巧上和承诺范围确定的技术上给予更多的关注。     

韩国宪法法院审判权述评

韩国宪法法院制度是后发国家建立有效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典范，审判权是其宪法法院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针对韩国宪法法院享有的法律合宪性审查案、弹劾案、政党解散案、权限争议案、宪法诉讼案的审判权，从概念界定、运行规则及与德国宪法法院审判权之比较等方面展开阐释与分析。     

欧盟法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直接效力和至高效力两大宪法性原则为中心

欧洲法院通过一系列的案件特别是Van Gend en Loos案和Costa案的判决，建立了欧盟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宪法原则：直接效力原则和至高效力原则。这两个原则在法律上直接造就了欧盟法在各成员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并将其从传统国家法模式中撕裂开来。因此，欧盟法既非国内法也并非以超国家法形式存在的国际法，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兼具特殊性的创造。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仇富心理"何以可能——对北京市和杭州市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仇富心理”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了社会心理中对于贫富差距加大及其引起的社会公正问题的极度关注，可以理解为对贫富差距社会心理反应中的一种严重化形态。对北京市和杭州市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当前社会公众存在的仇富心理中，较大比例属于道德义愤型或正当的仇富心理。而极小比例属于个人情绪型或不正当的仇富心理。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仇富心理，都需要通过建设和完善一系列制度机制、文化机制和心理机制来加以引导，而这些机制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极大的紧迫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竟然采取"绝对不抵抗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的一个耻辱.今天,我们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舆论监督的反腐败功能

腐败能够破坏民主政治,破坏经济发展,减损国民福利。依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腐败感指数和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量化分析和观察,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包括第一时间的海量客观报道、针对腐败的评论和漫画以及调查性报道三种方式,大众传媒主要通过引发公众义愤、引发国会采取行动、引发司法部门采取行动、引发压力集团施压四种社会动员模式来达到反腐败的效果。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     

绿化心灵家园是咏月诗永恒的魅力

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借月抒发离愁别恨,尤其是怨妇和征人,往往激起人们对战乱的憎恶和对人类和平的呼唤;用月的阴晴圆缺感叹人的悲欢离合,寄托思乡怀人之意,反映出胸襟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以月表达怀念故国故园之情,表达赤子之心,构成其特有的坦率真诚、痛定思痛之美学意蕴。特别是咏月诗中从哲学与传统文化视角对生命价值的探求,有着超越功利的大彻大悟,更有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所以说,绿化心灵家园是咏月诗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