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审查视域下侦查辨认规范化的思考

侦查辨认具有科学性和局限性,规范侦查辨认的程序,能维护侦查辨认笔录的证据效力。侦查辨认的启动应根据侦查所处的"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和"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两个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不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侦查辨认的启动具有任意性;在"知道犯罪嫌疑人阶段"应提请侦查辨认。侦查辨认的时间和地点是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注意完善侦查辨认的相关手续。侦查辨认的组织者应为专门的非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并实施侦辨分离制度。建议侦查辨认采取排斥见证人的制度,并严格执行证据审查制度,以维护侦查辨认的公正合法。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文章分析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对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保障的有关措施进行了探讨。     

对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侦查过程的反思

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取得了伟大而又艰难的进步。当前,"疑罪从无"的案件普遍表现为因侦查过程中证据不足难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罪的判决,因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并非确实无罪。我国作为职权主义诉讼国家,有必要对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的侦查过程进行反思,准确地探寻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侦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对以后侦查工作的启示,对现阶段侦查事业的发展裨益良多。     

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如果不受有效监督,很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应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加强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加大社会公众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以有效制约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     

论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在刑事侦查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如维护刑事司法公信力、规范侦查主体行为、促进诉讼民主、保证刑事司法公正等。刑事侦查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侦查主体在取证中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都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大众、知情人、其它侦查机关都要讲究诚实信用。但刑事侦查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应有例外,体现在诱惑侦查、审讯中的欺骗、秘密性侦查手段、侦查谋略等方面。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处于特殊的诉讼地位 ,主要拥有知情权 ,辩护权 ,沉默权 ,不负举证责任 ,人身权 ,申请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权 ,申请补充侦查、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等特定权利。了解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有利于侦查员依法办案 ,提高办案质量。     

在律师“了解罪名”和“会见犯罪嫌疑人”活动中侦查机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两年多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在侦查期间介入诉讼活动，对增强广大公民的法制意识，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办案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律师违规执业和侦查机关处理不当的问题。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侦查机关应从律师执业与侦查办案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找准工作切入点，注意做好律师“了解罪名”和“会见犯罪嫌疑人”活动中的有关工作。 一、及时告知和转达犯罪嫌疑人具有“可以聘请律师”的权利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精神，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     

论律师在侦查中的诉讼身份

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侯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此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权利和职责。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的争论。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在本文中对此作了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我国不宜确立沉默权制度

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追求程序的正当性而设立的沉默权制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由于这项制度忽视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导致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近几年来,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对沉默权制度正进行着朝有利于打击犯罪的方向发展的改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防止非法讯问,应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侦查讯问制度,但不宜确立沉默权制度.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的保障

侦查机关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所以,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赋予了一系列诉讼权利。这些权利按其性质和作用不同,可分为防御性权利、救济性权利和推定性权利三种。文章提出,要求侦查人员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 的观点,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论侦查羁押期限在办案过程中的运用

本文论述了侦查羁押期限的含义，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的种类以及侦查羁押期限的折算和例外。对于侦查机关依法办案，正确和严格执行办案期限，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的思考

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完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实现人权保障的关键。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侦查权力,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合法地用于调查取证,也可能被滥用以至于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借鉴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程序性权利,以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论纲

在法治时代,侦查公开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潮流。侦查公开是相对于侦查秘密而言的侦查程序性原则,具有对象限定性、内容特定性和范围扩展性等特征。侦查公开能产生一系列的程序效益,如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刑事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推进侦查程序的民主化等等;但它会带有一定的负效益:影响犯罪嫌疑人声誉、不利诉讼顺利进行,不利于实现诉讼经济。这就需要在公开与秘密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传媒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进行衡平。拟通过一系列的侦查程序制度的完善,以实现侦查公开的程序效益衡平的诸项目标。     

犯罪嫌疑人的定性分析

犯罪嫌疑人是侦查阶段有证据说明其可能涉嫌犯罪并将可能受到刑事追究的人。从地位上看,犯罪嫌疑人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从属性上看,犯罪嫌疑人具有不确定性;从行为表现看,犯罪嫌疑人具有人身危险性;从权利上看,犯罪嫌疑人是权利同时受到限制和保护的人;从犯罪信息上看,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刑事犯罪信息源。了解和把握犯罪嫌疑人的这些属性,有助于推进侦查,降低侦查风险, 正确看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侦查环节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涉及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多个诉讼环节,侦查环节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的认罪认罚对于整体证据链的形成同样重要。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简化了证明程序,减轻了证明负担,但不能降低对证据的证明标准。着眼于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序分流改革目标,侦查环节同样是程序分流的重要环节。值班律师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值班律师不是辩护律师,不应具有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     

正当程序下侦查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在正当程序理念的引领下,以正当程序为主线架构侦查权力约束机制。厘清侦查目的,确立侦查中立观,尊重侦查正当程序,增强侦查主体合法行使侦查权的内在约束力;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疏密有致的法律体系确立侦查权力法定的正当性;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约束由"软监督"转变为"硬制约"和"硬制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合理合法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其对侦查权力的约束作用,以证据裁判的标准和要求来规范侦查行为;制裁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救济。     

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的相关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引发了一些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侦查的相关问题。主要有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问题,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问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问题等等。侦查机关应该本着尊重法律的精神,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应对侦查工作的挑战。     

论侦查讯问告知程序与人权保障

所谓侦查讯问告知是指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其应当享有诉讼权利的权利，是国家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对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只确立了诉讼权利而未确立诉讼权利的告知程序。侦查讯问告知程序的确立涉及告知的目的、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内容。     

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助于强化人权理念、规范侦查行为、实现司法公正。针对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存在的被侵犯现象,对侦查人员要开展法制理念教育,提高其人文素养;要完善刑事法律法规,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奠定基础;加强对侦查过程的监督,促进公正执法;要建立侵权控告机制,帮助犯罪嫌疑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