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体面劳动和普遍社会保障——国际工会联合会对联合国后2015发展框架的简报文件

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欢迎联合国的倡议,欢迎联合国把全球公民社会列入联合国新的发展议题,这个新的发展议题将在2015年代替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已经被证明在途径、结构、内容以及有效性等方面有许多缺点,但是工会仍然相信一个普遍的全球发展议题,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个普遍的全球发展议题能在动员和协调全球范围的努力来促进人类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热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

<正>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各种讨论、磋商和谈判十分活跃。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理念上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千年公约:人类千年发展目标--《200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当今世界,人类发展进步很大,但是并不平衡,一些地区成就卓著,其他地区却停滞不前或令人失望地倒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平衡和稳定需要所有国家全身心的投入,需要订立一个全球公约。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即是2003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本文介绍了本年度《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脱贫攻坚,刻不容缓

正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面临的大敌,据联合国测算,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已从1990年的19亿人降至2015年的8.36亿人,全球基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减少一半贫困的目标,但总体进展不平衡。     

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探析

粮食安全是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遵循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等三大理念。其中粮食权突显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保障“类安全”和维护“类生存”。粮食主权反映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遵循，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实现“去政治化”。发展观体现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导向，强调以发展为动能，构建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上述理念相互依存，捍卫粮食主权是实现粮食权的基础、发展是确保粮食主权的前提、粮食权的维护需以发展为保障。但同时也应看到，联合国落实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仍面临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资源匮乏和强制力不足等诸多挑战。这需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构建综合治理机制，开展系统治理，加强对粮农事务的资金支持，提高融资能力，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粮食安全治理目标。     

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

就世界多数国家来说,劳资关系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和参与,那么如何围绕这一目标确定工会在21世纪的发展策略就成为各国工会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目前,中国的工会模式是一种"党政主导的工会模式",尽管与其他国家工会运动的特点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工会发展可以从国际工运进程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联合2015年之后的发展目标——中国如何发挥作用？

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政策试验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2015年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2015年之后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的确定。从几年之前开始,围绕着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各种讨论与活动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2011年,联合国系统成立了包括60个联合国机构及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工作组。2012年由潘基文任命的包括27位来自世界各地区的国家领袖、私营和社会部门精英领袖的联合国高级别名人小组成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从华沙气候大会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经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但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那些关键国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使得该项国际机制的建设始终滞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展速度。2013年11月12日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承前启后的一揽子协议之后于23日闭幕。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面向未来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

国际上对全球贸易治理的改革议题和方案讨论已久,亟需凝聚共识、推进合作.治理改革应包容各利益攸关方,治理体系应兼顾约束性与灵活性,治理目标应保障发展利益.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二十国集团(G20)应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引领作用,提高解决重大核心问题的效率,加快全球贸易规则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步伐.     

体面劳动:当前国际劳工界关注的焦点——钱大东研究员访谈

体面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的。2005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把体面劳动作为联合国系统推动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胡锦涛主席去年在"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的致辞中指出:"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钱大东研究员,他向我们介绍了体面劳动计划的战略目标和实施原则,国际劳工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体面劳动冲击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体面劳动在我国实现的情况。     

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在2007年逐渐加热，成为许多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上讨论的热点议题。如在世界经济论坛、欧盟苜脑会议、八目集团峰会、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尤其是2007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更是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到国际政治的主要议程。2008年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与会者再次呼吁各国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