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

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指导与参考作用也越来越突显。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针对问题提出明确的思路才能真正改进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其改进的主要思路是:转变观念,提高对政策评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策评估方面的理论建设;考虑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取向;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加强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完善政策评估信息系统建设和信息公开制度。     

浅谈完善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体系

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进政策系统和提升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而政策评估主体作为政策评估活动的核心,对评估结果具有主导作用.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体系存在着主体单一、独立性不足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要坚持评估主体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原则,建立多元立体的政策评估主体体系,拓宽政策评估主体参与的渠道,不断提升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

在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时期,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是提高政策效率、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巩固政治稳定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途径。当前,提升政府公共政策公信力,需要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明确公共政策公共价值取向、强化政府公信力、建立公共政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提高公民参与政策能力等方面入手。     

影响公共政策失效的因素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国尚属起步阶段.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更多着眼于政策构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领域,政策评估研究相对滞后.公共政策失效是公共政策评估的衍生概念,也是公共政策评估所要解决的问题.增加政策效度,减少或降低政策失效的比例,对于节省资源,降低成本,造福公众,维护政府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地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与对策

公共政策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已毋庸置疑 ,但作为公共政策一个环节的政策评估并未引起中国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本文首先阐释了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涵义以及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意义 ,然后分析了中国地方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改进公共政策评估的若干建议。     

公共政策制定交易成本问题探析

公共政策制定交易成本是公共政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政策制定交易成本正在日益攀升,由此产生的资源浪费会降低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影响政府的形象.应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合理界定公共政策范围、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系统解决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交易成本高问题.     

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典型事件会触发公共政策的突然终结,政策评估有利于促使公共政策的正常终结,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公共政策的提前终结,公共舆论氛围往往推进公共政策的加速终结,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促成公共政策的顺利终结。     

构建公共政策评估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探析——以X市试行众创空间绩效考评制为例

在企业绩效管理中运用较为成熟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方法,具有战略导向型、动态性、精练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使其成为能够应用到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可行性方法。以X市试行众创空间绩效考评制为例,阐述公共政策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针对公共政策评估实践中KPI方法的不足之处,提出政策评估程序化、多层次有针对性地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和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等建议。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府能力建设

研究政府能力有多种视角,而公共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探讨政府能力建设问题,可以从政府能力与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出发,分析政府能力的涵义、政府能力的来源,以及政府能力提升途径等问题。政府能力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政府能力主要包括政策问题认定能力、政策方案规划和选择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策评估能力以及适时的政策调整能力。政府能力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的各环节之中。因此,提升政府能力的途径主要有:完善政策问题搜寻系统;建立决策者责任追究制度和决策参与制度;采用适当的政策执行组织形式,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体制;促进独立性政策评估组织的发展;最后是建立政策信息管理制度和提高政府人员素质。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非理性因素

理性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在政策评估中也应该得到贯彻。然而事实是非理性的因素却对评估起着一定影响,这也正是理性评估的缺陷。作为对政策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效果量化的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其评估主体容易受到个人偏好、情感、经验、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政策评估方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相当理性和规范的,但在对成本和收益的量化评估中也难免存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明确非理性的不足和优点之后,我们应合理利用非理性因素,改进政策评估,确保政策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人命几何--政策分析中如何确定生命的市场价值

如何对生命的价值进行经济学评估 ,可能是社会科学应用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同时也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许多涉及人身安全与健康的公共政策 ,如各种社会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 ,欲对其政策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 ,对政策收益进行量化评估 ,都绕不开这一问题。本文首先讨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性意义 ,然后 ,在评述国外有关研究的理论模型和主要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探讨其可能的应用前景。     

公共政策有效转移的促进策略

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政策转移现象在各国公共政策活动中日益增多。为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转移,确保公共政策的转移成功,可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构建学习型政府组织,提升政策转移能力;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转移战略;加强政策转移的宣传,赢得政策对象的支持;拓宽信息获取的渠道,确保政策信息的全面性;健全制度环境,促进转移政策的本土化;强化绩效评估,及时反馈转移政策的运行状况。     

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刍议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总是强调技术和经济路线,却常常忽略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导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评估离不开价值的引导,分析公共政策和价值选择的关系,通过阐述政策的基本价值向度以期在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追求效率和公平的整合,对公共政策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     

范式转变:我国公共政策的发展与前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又前后相继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转变的根据 ,可以从元政策的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的扩大、政策问题结构变化等方面寻找。展望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的性质进一步变化、党政政策职能分工进一步深化、公共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大趋势。     

范式转变:我国公共政策的发展与前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又前后相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转变的根据 ,可以从元政策的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的扩大、政策问题结构变化等方面寻找。展望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的性质进一步变化、党政政策职能分工进一步深化、公共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呈三大趋势。     

对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思考

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共政策参与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面临公共政策主体不完备、公共政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和政策参与渠道不广泛、参与不平衡等问题。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完善,除代议制和公民投票外,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界定公共政策主体的职能,增强民间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地位;拓展政策参与渠道,将社会讨论引入政策过程之中;大力发挥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引致政策终结的外因研究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引致政策终结四大外因是:触发机制、政策评估、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     

关于乡镇政务公开的法律思考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明显区别又前后相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转变的根据 ,可以从元政策的改变、政策主体和客体的扩大、政策问题结构变化等方面寻找。展望未来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的性质进一步变化、党政政策职能分工进一步深化、公共政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三大趋势。     

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通过国家官方网站和中国期刊网检索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56项政策文本和43篇政策分析类文献,并基于社会性别公平理念和公共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上述政策文本和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政策系统的不协调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该不协调体现在政策的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体与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之间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五个方面。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顺利开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政策评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