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在政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 ,以实施宪法、实行法治、制约权力为保障。宪政是以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基础 ,是宪法规范及其实施并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现实影响的产物 ,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标志。宪政对政治文明具有保障民主政治的运行、建立和维护社会正常的政治秩序、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作用。树立宪政意识、实行法治和党的依法执政等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急需完善的主要问题。     

浅论依法行政的法理依据

依法行政所涉及的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出发,可以寻求到依法行政的法理基础;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政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的现实原因。     

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与廉政建设

从行政权力腐败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看,我国行政腐败的形成与蔓延与政府过度干预、行政法制滞后、民主参与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核心是制约行政权力,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力控制、规范、制衡、责任、监督机制。     

宪政视野下我国行政权力使用的控制

在宪政视野下,对行政行为主体来说,授予一定的权力,就必须课以相应的责任,以监督与制约行政权力的使用。本文从宪政视角对行政权力的内涵、来源,实施控制的必 性及荚原因等做了论述,并探讨了在宪政视野下对我国行政权力使用的控制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依宪治国,贯彻落实权为民所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目标模式的追求

行政程序法典化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选择何种目标模式。受我国政体结构、宪政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法律传统文化、公民权利意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并立足于程序法的发展方向 ,借鉴他国成功立法经验 ,顺应时代潮流 ,与国际接轨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采用权利模式。这是由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目标模式的判断标准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现状及行政程序法调整的主体现状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的历史发展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采用整合型权利模式 ,有利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保护公民权利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     

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关系及协调

近年来对大学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研究较多,但对政治权力研究较少,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重要任务是协调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主客体、价值趋向、功能作用不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矛盾与冲突,如何界定三种权力的内涵、协调三种权力的关系,对于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拓展的逻辑与保障

政治民主给人民管理国家、维护自身权利设定了制度框架,提供了权力运行的政治基础。在政治民主的约定和规范下,只有最大限度地实行行政民主,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渗透到行政权力行使的始终,实现对行政权力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积极参与和消极控制,才能使行政权力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是行政民主的主要制度特征。把握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演进的历史逻辑,通过理念嬗变、组织结构扁平化、权力下移、运行机制完善和电子政务的推行等手段,适时适度地推进行政制度和体制变革,加快行政民主化进程,是当代各民主国家面临的共同抉择。     

略论宪政体制的差异对行政处罚立法之影响

由于各国政治历史传统以及行宪的具体实践的差异,不同宪政对行政立法权限体系和行政处罚立法价值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价值选择时,应对人身自由权予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对行政权力予以必要的控制,以"处罚法定"形成行政权力运行的合理边界,以严格、缜密的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运行.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行政程序法浅论

人格尊严在宪政上的确立使行政程序法保障人权成为必然。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体系的构建不仅推动了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平等地位的实现,而且促进了行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强化了协商、合作、互动的行政执法氛围,并为创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