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服务与美国的社会福音

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政策许可和经费支持下,基督教会在西南民族地区开展了一场以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为主、传教为次的边疆服务运动。该运动虽然受到了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别,两种社会运动在使命、目标和行动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通过对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专著和论文的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表现为研究学者不多,研究成果少、不系统,研究视野大多局限于传统革命史范畴,尚未构建起与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相适应的研究框架.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一是"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心"(中国内地)之间非常松弛、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二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其发展。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显著成就,推进了"边陲"与"中心"双方关系的发展,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容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相容性,体现在:后现代形成的多元文化观念拓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空间;后现代增强了文化资本也增大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写作动力;后现代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创作新环境。看到这种相容性带来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实现合而不同、多元共通的文化交融。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康熙理学与西南边疆及土司地区的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康熙是一位崇信理学的皇帝。"清静求同"是康熙帝治边精神的主要原则,是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理学名臣卫既齐出任贵州巡抚,及其处理高洞苗事件失当获罪,是康熙理学在西南边疆及土司地区进行实践的重要反映。康熙帝以理学为本"悦服"为目的的治边思路,与雍正、乾隆两帝基于"畏服"、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治边策略不同,对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及"中国"认同加强有其应被重视的作用和意义。     

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西南边疆教案频发.通过对此区域教案的分析,可以反窥近代以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关系为主线的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特征,具体表现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关系,反洋教斗争队伍的变化及其性质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官绅群体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而引发民教冲突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觉意识在近代的形成过程.     

城市化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重要的聚居区域之一,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亦有较为明显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发展主义思潮建构了人类文明的虚幻现实,这种思潮把城市描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惟一归宿,从而不仅为国际资本攫取经济欠发达地区最强壮的劳动力和最具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现实的借口,更使当地人陷入到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状态之中。     

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清朝前期,统治者仍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观念为治边思想。在西南,清廷的认识较前代进一步深化,并采取积极的治理与开发措施,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入,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清前半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一步密切了与内地的联系,边疆民族的对内认同大为增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趋势渐趋明显,并呈加快之势。     

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后,学者们并没有从思潮澎湃的海洋寻找到登上陆地的通路,无论是官方的学科目录还是教育专业设置,都还没有给中国边疆学一个正式的名分,每个研究团队或者个人都是依附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文化传播学下开展边疆学理论研究。这种状况说明,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出发点需要重新认识。以中国边疆理论的“元”问题为核心,努力解构边疆观,是重构中国边疆学的逻辑起点。解构边疆观,就是从学理上批判目前流行的边疆概念和观点,指出这些流行观点对边疆学创新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的边疆学建构的出路,以期实现重构边疆学。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语体意识的培养

一切使用语言文字的地方都存在着语体意识的问题,以语言为本位,语体意识的习得后于语言的习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住、民族分布和民风习俗,决定了其语言使用的情况是多元立体的.当地民汉交际使用的语言类型是民汉兼用型,其汉语中介语是当地突出的语言特征.因此,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语体意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适切的汉语语体培养策略,这能有效地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汉语办公能力,促进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言语交际,最大限度地消解交际带来的言语失误、话语失体及交流阻隔等语用失误现象,从而对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语言和谐、推动边疆民族团结、构建和谐边疆有着积极的作用.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经略西南:岑毓英的思想及实践(1865～1885)

本文对清末“同光中兴名臣”岑毓英的边疆建设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其经略西南边疆思想与实践对于晚清时期西南边疆省区的民族经济开发、教育文化进步及巩固边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立足边疆 辐射两亚

作为所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地方综合性重点大学,云南大学从自身的区位特征和资源条件出发,明确立足边疆、服务地方的学校定位,突出位于多民族地区、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独特优势,形成目标明确、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以资源优势和社会需要为导向建构学科体系、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地处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条件,云南大学加大民族学和生态学两个特色学科的建设,使之分别跻身于全国前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论边疆治理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是最早提出边疆治理概念并深耕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学科。目前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仍面临着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和激发新的知识增长点等问题。比较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之一,将这一方法引入边疆治理研究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即“比较边疆治理”。但要使“比较边疆治理”成为较具活力和贡献力的领域,不仅需厘清比较的基本逻辑,把握研究的主要论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研究的维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有效谋划好边疆和边疆治理,更应重视和加强边疆治理的国别比较。其中,大国的边疆统合、强国的边疆战略、邻国的边疆政策及小国的边疆经营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