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关系新发展及限制性因素

近年来,日澳双边关系升温,两国将其定义为"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首脑会晤机制化;两国安全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双方经贸合作升级,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日澳加强合作,既出于提振经济的需要,也有战略上相互帮衬的考虑。未来两国双边合作还将继续深入,尤其在加强对区域规则和秩序塑造的能力建设方面。由于日澳两国国家利益不尽相同,政治互信存在落差,加之国内政治生态各异,双边关系深化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突出,两国发展为攻守同盟的可能性较低。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后，为遏制中国等竞争对手，加紧推进地区战略部署，着力拼凑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美菲军事安全合作并拉日澳积极参与；推动美日韩合作“制度化”；加速推进和拓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逐渐走实。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心，并利用“离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同时大力推动海洋军事战略转型，竭力制造台海和南海联动效应，并有意裹挟地区盟友共同进行军事干预。这使得中国维护周边和地区稳定特别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增大，中美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力争突破美国的战略布局。     

浅析澳日“准同盟”关系发展及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澳日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利益契合点日趋增多,双边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以2014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澳时称两国“应在维持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①,以及2015年5月澳外长毕晓普称“日本为澳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伙伴”②为标志,澳日已发展为“准同盟”关系.本文在介绍澳日两国持续深化关系的同时,也分析制约澳日“准同盟”关系发展的因素,认为未来澳日合作将在“准同盟”框架内继续深化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从《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透视近期美印安全合作

2018年9月,美印两国外长与防长在印度举行首届"2+2"会谈,并签署了若干协议,双方承诺在安全、反恐、战略等领域加强合作。美印两国达成的《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让印度在国防科技以及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这也表明了美印两国强化防务安全合作的决心。从长期来看,美印两国深化安全合作的总体态势将继续强化,但是两国安全合作的前景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每月大事综述评

20 0 0年 1 0月大事 :(一 )朱钅容基总理访日。 1 2日 ,朱钅容基总理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 6天的访问。访问旨在消除隔阂、发展面向 2 1世纪的中日关系。除加强传统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鼓励日本商家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予以合作、签订关于核聚变的合作研究协议、关于沙尘治理合作研究项目实施等协议外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 ,进行两国军舰互访。这次访问对进一步落实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与日方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对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对中日之间“增信释疑 ,面向未来”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并有利于东亚和平与稳定。(二 )朝美加快…     

“印太”背景下印美战略合作的高度与性质——基于美印防务基础协议的评估

防务相关基础协议是印度与美国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是评判当前印美战略关系程度、特征和性质的主要指标。有关签约的谈判耗时长久并经历曲折，近年始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2020年期间签署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三项文件各有侧重，从基地后勤支援、加密通信和实时情报共享、尖端军备供售研发到战术操作协同，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体现了美印军事合作的递增与补足特征，表明印美双方的军事互信和战术互操作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印美在“印太”背景下增强军事合作将对地区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考察印美基础协议的基本内容、功能特点及印美围绕签约的认知与利益异同，分析对印美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以期判断现阶段印美战略合作的程度与性质。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中印崛起、亚太格局剧变背景下派生的国际现象。虽然日关、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各成一体，但是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重要的结构与支撑，它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交织的，不断推动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四国的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战略合作得到增强，为构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提供了最有效路径。尽管四国的双边合作程度不均衡，但在遏制中国的共同目标的促动下，联盟成为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     

从韩国防部长访华看韩国加强对华军事关系

2005年初，韩国国防部长尹光雄于3月29日至4月2日访问中国，随后即宣布将加深韩中军事关系，韩国防部提出了具体的加强对华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实施计划。韩国此举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战略意图是要确保韩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形成对美制约机制；并继续推进“六方会谈”。对此，我国应创造条件予以支持和推动；并密切与韩国的军事关系，阻止美国以韩国为平台干预台湾事务；两国的军事合作将给我国在黄海经济活动带来新的难题，应积极研拟对策。     

试析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自1972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总体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随着国际及地区局势的悄然变化，中澳关系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干扰因素。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引发澳方各界不同程度的疑虑，不仅“中国崛起对澳是喜是忧”的问题时常引发澳舆论热议，其间亦不乏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沉渣泛起；     

奥巴马时期日美安全合作的变化

2015年4月27日,日本、美国共同修订并发表最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此次日美共同修订“指针”,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早在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期,2012年4月30日野田佳彦首相访问美国时,就已经开始与美探讨修订“指针”,强化并扩大日美安全合作.①但是,因日本民主党下台、政权发生更迭,“指针”修订工作暂时拖延.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二度上台执政后,日美强化安全合作再次被提上双方议程,双方加快了修订“指针”的进程.2013年10月,日美双边外长和防长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也称“2+2”会议)确定:“为提升日美同盟能力,计划于2014年内完成新一轮指针修订,于2014年10月出台中期报告.”②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9·11”后的日澳安全合作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两大传统盟国,在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至关重要,被称作美国的“南北双锚”。除去美国的居间作用之外,日澳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以经贸联系为纽带改善双边关系以来,两国逐渐将合作的领域从经济拓展到政治与安全,并于1995年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     

日美强化同盟体制的战略图谋

美日“2 2会议”最终协议的达成将导致日美同盟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实现美日军事合作全球化,在中国周边形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和支柱的“战略网”,对中国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为日本谋求军事崛起提供契机。     

友联会学术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

2003年8月1日～13日,应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太研究所的邀请,以李长顺副会长为团长、研究中心主任蔡文中为副团长的友联会学术代表团一行5人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双方举办了“中澳关系与东北亚安全”研讨会。会上,李长顺团长和澳亚太研究所所长玛丽女士致辞,对双方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中方蔡文中和甘苏庆分别以“伊拉克战争后的朝鲜核问题及其前景”、     

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澳日关系的变迁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表征。澳日不久前签署的《防务与安全声明》无疑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并将推动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走向准同盟关系。     

东南亚大事记（2014年7月1～31日）

1日，据越通社消息，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中将会见赴越出席越美陆军第三次磋商会议的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加里·哈拉（Gari Her）少将。 2—3日，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罗萨里奥（AlbertdelRosario）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平明2日下午同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2014年第三季度召开两国外交部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国防、安全、农业、粮食安全、渔业、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加拿大安全政策新变化探析北大核心

近年加拿大的安全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军事上通过一系列大额军费支出逆转了军事投入持续走低的趋势；经济上，大力限制所谓“非民主国家”境内投资，并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共建供应链壁垒，改变其在全球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贯立场；情报安全上，重心由反恐转向防范高科技领域的间谍活动和对其民主制度的“颠覆活动”。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将大国竞争升级至各个领域，并要求加拿大等盟国全面深度参与；其次是美国战略防御意识提升、科技在现代战事中作用增强以及加拿大在北极防务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加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再次是加拿大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身份认同被削弱。加拿大安全政策“美国化”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其变化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安全政策的走向。与此同时，中加安全合作仍有值得探索的空间。     

卢武铉政府国防政策走势

2月25日，卢武铉就任韩国新总统，就韩国军队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观点，即：以韩美军事同盟为基础，加强自主防御力量，与周边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研发新型武器装备，打造21世纪韩国型精锐军队；改组国防组织机构，注重情报力量建设，实现军队的情报化、信息化、高效化；改革现行兵役制度，提高军人福利待遇，确保部队的高度稳定与有序发展。这些理念将对韩国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趋向产生重大影响。     

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初析

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初析杨伯江日美两国政府６月８日批准并公布了关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第二个中期报告。这份洋洋５０００言的外交文件是对去年４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具体化，是两国朝建立“面向２１世纪新同盟”的既定目标、在加强军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