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兼评澳日《防务与安全声明》的签署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澳日关系的变迁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表征。澳日不久前签署的《防务与安全声明》无疑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政策性指导,并将推动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走向准同盟关系。     

菲越“准同盟”之常态化

文章以2019年菲越"准同盟"关系之强化与提升之势为切入点,试图解析菲越合作之来龙去脉,为研判两国"准同盟"关系常态化寻找依据。菲律宾与越南是东南亚地区的近邻,互为东盟圈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安全和外交领域,菲律宾与越南的双边关系超越了菲律宾与其他东盟成员间的双边关系,本文称之为"准同盟",即菲律宾与越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盟关系,但却是最近似同盟关系的伙伴。2019年菲律宾与越南的伙伴关系,在2015年确立的"准同盟"关系基础得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推动强化和提升两国关系的诸多因素还会持续存在,因此,菲越"准同盟"关系将会常态化,成为两国对外领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日澳关系新发展及限制性因素

近年来,日澳双边关系升温,两国将其定义为"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首脑会晤机制化;两国安全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双方经贸合作升级,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日澳加强合作,既出于提振经济的需要,也有战略上相互帮衬的考虑。未来两国双边合作还将继续深入,尤其在加强对区域规则和秩序塑造的能力建设方面。由于日澳两国国家利益不尽相同,政治互信存在落差,加之国内政治生态各异,双边关系深化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突出,两国发展为攻守同盟的可能性较低。     

解读日美军事同盟的新趋势及日本的战略意图

近年来日美军事同盟出现的新变化是深化和细化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今后的作用是“共同保卫日本”、“共同应对周边事态”,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是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确保日本安全;依赖日美军事同盟,遏制地区危机;依靠日美军事同盟,管理国际安全。     

试析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自1972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总体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的良好势头。然而，随着国际及地区局势的悄然变化，中澳关系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干扰因素。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引发澳方各界不同程度的疑虑，不仅“中国崛起对澳是喜是忧”的问题时常引发澳舆论热议，其间亦不乏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沉渣泛起；     

中俄经贸合作进入新阶段

一、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自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把俄罗斯作为首访国以来,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习近平主席在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期间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发展是基础最牢、互信最高、地区和国际合作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普京总统也高度评价俄中关系,称“现在俄中关系在贸易和经济联系、高技术合作、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协作以及国际问题的合作,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又称“俄中关系是国际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浅析澳印在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建设

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其中亚洲强劲的发展势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亚洲的崛起既为该地区带来了经济上的机遇和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安全上的困境和挑战。国家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应对风险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和印度不断深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并取得明显成效。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两国安全伙伴关系尚未成熟。未来,澳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海军和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值得关注。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试析卢武铉政府的"均衡者外交"

2005年韩国卢武铉政府提出"东北亚均衡者外交"战略,其主要内容为维系、发展韩美同盟关系,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深化韩朝和解合作,平衡发展与中、日、俄的双边关系,谋求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缘于卢武铉政府对往届政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和卢武铉总统独特的地缘政治观,同时也是韩在综合研判自身国力及其战略环境后做出的战略抉择.这一战略的推行将给朝鲜半岛形势、韩美同盟关系及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带来重大影响.     

“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因、前景及路径探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后疫情时代，在碳中和目标下，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成为两国拓展新兴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减碳工程和固碳工程作为主要路径，以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智造和绿色金融为核心框架，以氢能产业为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对接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日两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构筑“三赢模式”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倡议是中国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核心对外发展倡议之一.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拥有世界最大海域面积的大国,是“海丝”倡议的对象国与建设国,中国欢迎澳参与“海丝”倡议建设.为促进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澳提出并积极推进“北部大开发”和“国家基建计划”.因此,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有了历史机遇和战略条件.中澳在政治、经贸、金融及民间往来等领域合作的拓展与深化,使澳与“海丝”倡议对接具有现实基础并进入实际操作.但是,澳中发展战略的对接面临若干问题和挑战,中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应对中澳关系的起伏,以吸引澳为“海丝”倡议贡献正能量.随着“海丝”倡议相关政策的落地及中国实力的增强,澳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必将逐渐推进、深化.     

评美国主流学派之美日同盟观

就20世纪90年代强化后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美国学者提出了“维持同盟现状”、“适应日本的崛起”、“渐进主义”、“成熟的伙伴”等观点,其中对美国新政府影响最大的是“阿米蒂奇-奈报告”,这一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基于美英特殊关系的模式提升美日双边安全关系,并确定有6个领域需要作重大调整才能创造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和持久的美日同盟。这些主流思想学派存在着一个共同观点和目标,即都支持美国政府维持或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他们都认为美日同盟对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两国的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必须予以维持或强化。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以苏联为共同对手、没有经济联系的中美安全准同盟;第二阶段(1989～1991):失去了共同对手的、失效的中美准同盟;第三阶段(1991年12月～2001年9月):经济基础不足的中俄准准同盟;第四阶段(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至今):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中俄之间准准结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军事关系和部分政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美经贸、文化、知识联系非常密切,但政治、军事互信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形成G2集团。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的关系,双向合作,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的中韩军事关系

中韩两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再次关注最薄弱的军事领域合作.根据合作的深度,军事关系一般可分为军事交流、军事合作、军事同盟三个层次,目前中韩军事关系十分接近第一层次.由于韩美同盟、中朝关系以及中韩军队自身特点等原因,中韩军事关系不可能达到第三层次,但有可能达到第二层次.若双方都有将两国军事关系在目前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一步的想法,那么两国应该从现在起就积极努力,因为这是建立相互信任的捷径.通过两国军队自身努力和相关国家的理解,中韩军事关系这种水平的发展还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两国军事关系的深化也将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国同盟":构想与现实

"四国同盟"构想及与此相伴的美日澳印加强战略对话和安全合作为亚太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复杂因素.四国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考虑加强战略互动既有试图主导地区安全秩序、应对中国崛起的一面,也有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借重的一面.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并囿于地区发展趋势,四国近期不大可能组成正式的战略同盟.     

冷战后俄韩军事关系

2012年3月15日，韩国国防部政策室室长林官彬和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合作次官阿纳托利·安托诺夫在俄罗斯进行了两国间首次国防战略对话，标志着双方军事关系已开始向更深层次的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构建地区安全机制等方面发展。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俄罗斯同韩国深化双边军事关系不仅对当事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将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的安全态势及力量对比。一、冷战后双边军事关系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