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网络诈骗案件的受害人研究——基于255例案件的研究

在电话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的背景下我们对255例案卷进行了受害人特征的研究和分析.包括51.6％女性受害人和48.4％男性受害人.受害者平均年龄29.753岁,学历分布在各个层次中.受害人常见受害类型分布为“突陷困境后主动避难”类,占总数29％;“帮助他人”类案件,占总数23.1％;“天上掉馅饼”类案件,占总数20.4％;“网络购物类案件”,占总数27.5％.有40.4％的案件冒用警察等权威职业身份进行犯罪活动.研究证实受害人学历高低与信任和服从权威职业无统计学关系.（X2=4.627,P=0.201）.受害人存在急性应激心理;利他心理;服从权威;幸运心理等心理特征表现.文章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反诈骗建议.     

反诈重在抓“前端”

<正>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认真按照部、省、市、县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以四川省夹江县公安局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经验为例,深入分析县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前端防范”的特点以及应对方法。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法律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尽管"两高一部"在2016年就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何适用法律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仍然存在共犯主观明知、诈骗数额、关联犯罪等法律认定难题。解决电信网络诈骗认定中的这些难题,需要结合案件情形以及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困境及其破解

新时代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手段。尤其近几年,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本文基于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两起真实案例,分析了当前电信诈骗案件侦查中受害人范围广、犯罪手段智能化、行为非接触性、诈骗方式多样、反侦查能力强等问题,探讨了由个案侦查向串并案侦查的侦查思维转变,从传统物证向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转变,从侦查部门合作到与电信部门、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侦企合作模式转变以及提升社会公众防范意识等破解思路。     

帮助取款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误区及其匡正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实践中存在“罪名定性以诈骗罪共犯为主”“电信网络诈骗共犯无需具有犯意联络”“电信网络诈骗共犯都是从犯”三大归责误区。目前亟待匡正此类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进路。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确立此类行为的定性逻辑为独立犯罪认定优先，诈骗罪共犯认定居后。其次，在归责标准上，帮助取款人的主观明知是决定其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基于功能性因果关系论，以取款人的犯罪参与规范时点及其身份类型、行为分工，判断其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最后，通过取款人的组织身份及其主观认识，判断其是否为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亦或在实现诈骗犯罪中起到了重要或关键作用，以界定其在诈骗共犯中的主从犯地位。     

正确适用司法解释 依法严惩电信诈骗——《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近年来，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等通信手段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呈现逐年多发高发态势，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上当受骗者众多，发案和财产损失金额成倍增长。犯罪分子利用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的信任，通过网上任意改号软件，冒充公检法机关和电信、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以受害人涉嫌洗黑钱等犯罪、     

公安机关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快速蔓延泛滥,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已成为主要犯罪、世界公害。公安机关不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世界各地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积累了成功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打击和治理并重,建立了一整套多部门参与的高效工作体系,并专门制定颁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打击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公安机关针对此类犯罪的特点,进行专题研究.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调研认为诈骗类犯罪呈现5个特点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3年至2006年受理的经济犯罪一审案件中诈骗类案件数量占总数的43％，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元。该院认为，当前，经济犯罪中的诈骗类犯罪主要呈现5个特点：     

虚假征信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难点与解决之策

随着网络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借用“征信修复”等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反诈立法体系庞杂,市场主体责任不清,政府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以及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虚假征信类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增加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难度。对此,应加大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建立健全反诈立法体系,强化源头治理,压实主体职责,加强政府监管,健全协同治理机制,以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题。     

浅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三个实务问题

2016年12月19日《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施行,为司法机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本文结合该意见的相关规定,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特点及司法误区、犯罪数额及未遂的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担当等三个实务问题,以期对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有所裨益。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吸毒行为的法律定性

目前,针对吸毒行为的定性主要有"犯罪说"、"违法说"、"合法化说"、"疾病说"及"受害说"等观点。基于现有研究及国外有关政策,明确吸毒者兼具病人、违法者、受害者三重社会属性,提出我们应正确对待吸毒人员,各部门应形成合力采取有效且人道的戒毒措施,保障戒除毒瘾者的合法权益。     

道路交通事故中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的法医学鉴定

目的回顾道路交通事故中需要进行涉案者交通方式鉴定的案例。探讨此类案例鉴定的思路和技术方法。方法收集28例近年本单位进行的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案例,统计涉案者一般情况、损伤程度与交通行为方式的关系,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交通事故中车辆碰撞类型、采用的技术方法等,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本组资料共28起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涉案人员共57人,男性50人．女性7人。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夜间为19例（67．86％）,白天为9例（32．14％）。道路类型中,城市市区道路10例（35．7％）,城市郊区道路1例（3．6％）,省级道路10例（35．7％）,高速公路7例（25％）。酒后驾车9例（32．1％）。交通事故类型中,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事故5例（17．8％）,机动车与自行车事故1例（3．6％）,机动车单方事故7例（25．0％）;机动车与机动车事故11例（39．3％）,机动车与行人事故4例（14．3％）。涉案人员死亡27人,损伤29人,无明显伤害1人。损伤存活者中轻微伤10例（34．5％）,轻伤8例（27．6％）,重伤1l例（37．9％）。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种类中,汽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认定16例（57．1％）,摩托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认定1例（3．6％）,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认定5例（17．8％）,自行车推行和骑行状态认定1例（3．6％）,摩托车推行和骑行状态认定1例（3．6％）,行人横过公路方向4例（14.3％）。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包括法医学活体损伤检验、法医学尸表检验、涉案肇事车车辆痕迹检验、DNA检验鉴定、现场人体模拟实验等。结论根据人体（活体或尸体）的体表损伤形态特征、痕迹分布,分析其致伤物和致伤方式,结合车辆痕迹检验结果,得出确认符合某种交通行为方式或者不符合某种交通行为方式的判断,结合案件的相关情况分析重建交通事故过程．是进行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的基本思路。     

过错被害人国家补偿问题刍议

我国已逐步展开被害人救助工作试点，虽然离完善的国家补偿制度距离尚远，但对制度设计的细节问题仍应提前研究。被害人补偿的正当性难以通过国家保护不力或社会风险分担予以说明，在规范语境下其正当性在于社会型国家的宪法目的设定。国家责任在补充性之外兼具福利性，因而补偿对象的关键特征为生活陷入困境，而不限于故意犯罪、暴力犯罪或身体伤害犯罪，补偿范围可分为保障性与补充性两部分，应以不同标准区别对待。过错被害人从事实与规范的角度可分为六种类型，对其补偿的扣减或拒绝，总体原则是保障性补偿须谨慎扣减，补充性补偿可灵活掌握，以务实的态度更好地实现国家补偿制度的目的。     

WTO反倾销协定中损害确定因素之研究

WTO《反倾销协定》关于确定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特别缺乏确定损害中经济因素的更为具体规定,从而给调查主管机关提供了恣意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可能性。应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书中有关损害确定因素的裁定,去总结出反倾销调查中确定损害时应考虑的因素。     

论王韬法律思想之主旨——以《弢园文录外编》为视角

王韬是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想巨擘,"通"——以变通、疏通、沟通求得融通的思想,即改良变法的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之主旨所在。以"通"为法思想之逻辑起点,王韬着力于对传统法哲学观——"天下观"、"道器观"、"循环观"、"变易观"等的融通与重构,并把"变通"、"改良"的思想主旨溶灌于种种具体法律主张中。把握"通"的法律思想主旨对深刻理解其法律思想的整体有重要意义。     

Personal fraud victims and their official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

The bulk of the research on predatory crime focuses on characteristics, profiles, and patterns of offenders. Thi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e agenci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tims of predatory crimes, including victims of white-collar predatory crimes, and how they officially respond to victimization is also important. Using survey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400 residents of Knox County, Tennessee, we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ctims of thirteen different types of fraud. After dividing individuals into categories of non-victims, one-time victims, and repeat victims, we develop profiles of personal fraud victims by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key demographic and offense characteristics. Next, we investigate the official reporting behavior of victims. The results are instructive for police agencies as they highlight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fraud victims and suggest methods for encouraging fraud victims to report their victimization to police.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法律惩罚于被害人之价值

法律惩罚出现以来，被害人于其中大多时候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惩罚概念本身、刑罚的起源，还表现在不同时期西方著名法学家对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证成当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宪法保护的缺失、“国家追诉犯罪”的基本局面，还包括秘密审判、公开行刑的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法律惩罚对被害人价值何在？法律惩罚是对被害人的正义之举，是被害人报复情感合理宣泄的途径，是防止被害人走向犯罪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