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权威类型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其中传统、个人和法律都在对政治过程产生权威影响。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权威统治状态,它是一种正当的形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类型所依赖的统治要素,在结构上将会发生变化,法律将取代传统和个人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法治型权威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才能从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转向法治型权威呢？出路在于实现法治优先之治国方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迈向法理型统治权威。     

中国侦查学的近代化探源——以侦查概念的演绎历程为中心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由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无法催生出法律思想上和程序制度上的法治,无从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法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侦查学。本文在挖掘侦查概念的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对中国侦查学诞生前后的侦查概念进行历史的考察,以侦查学科初创和发展时期的侦查概念为中心进行解析,试图为当今的侦查程序法治进程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浅析老子思想在中国法的现代化中的新内涵

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法的现代化建设，老子思想依然散发着新的生命力。本文试从反思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和提出人的现代化入手，分析影响中国法的现代化因素中人的现代化，论证人的现代化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地位。再通过对老子思想的温故知新，强调老子思想是法的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并以老子的“法自然”思想和“小国寡民”观为例，探讨其对中国法的现代化中的人的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法本质观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困境及其出路

法律的本质揭示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事实,法的价值则回答了统治阶级应当以什么样的终极追求来平衡阶级关系,制定为人所认可的法律。马克思法本质观下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缺失了其能够被信仰的基因,从法的价值出发重构马克思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中国部分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利用民法或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扩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破坏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本文对此类司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放弃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坚持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保证立法政策得到贯彻。     

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

中国法思想的类型在本源上就不同于西方。早期的中国哲人对法的思考并不借助于概念和逻辑,而是来自于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和沉思,由水所提供的意象成为中国法思想的一个原型。从治水的经验中提取出对治人一样有用的“准绳”概念,从“静止的水”的观省中建构了法的模型,从“源头之水”、“水舟关系”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原型。对于中国传统法思想而言,“水”不是说明“法”的一个文学意义的比喻,而是对法进行概念认知过程中的一个“本喻”,是概念体系的基础。     

论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法制中则较早见于汉代。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古代处于主流的统治思想,以民为本、爱民存民是其核心内容。在《汉书·刑法志》中,重民思想崭露头角。汉律通过年龄限制减少了刑杀,而且其减罚慎刑,导民相爱,突破了前朝法例,重民思想展露无余。其实通过社会根源我们会发现重民思想重视于汉代自尤其历史必然性。虽然尚有局限,但不可否认其深远之影响。     

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

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结构、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诸因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中华法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礼和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法、自然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本主义、综合性和包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等。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反思,客观地予以评价,从中吸取当前法制建设所需要的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浅析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探析,我们可以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寻找现代法治的相关元素,从而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之路.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政府在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的探讨

信访工作中既要防止消极的拒民思维，又要防止过度的迁就思维，因为二者均为“人治”的思维方式。本文认为，信访工作中的法治思维是指：政府要从消极被动的守法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用法者；对于信访者的诉求要坚持法律的底线：政府要有作为诉讼主体进行依法维权的思维。政府在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的条件是：领导重视、经济发展、严格执行考核机制、信访干部职业化。此外。政府信访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还应处理好与治理思维的关系。     

常态化社会管理的法治思维

常态化社会管理是具体地运用公权力解决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权力/权利”公法关系的机制.社会国理论认为,公权力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服务和帮助,促进其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态化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它包含了比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国”更加强烈的法治需求.我国常态化社会管理应当遵循六种主要法治思维：决策的开放性思维、执法的合作性思维、执法的合理性思维、执法的诚信度思维、执法的康洁性思维和程序的适当性思维.     

警醒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

在刑法学中，类型化思维本来是必要的。但是，轻视乃至无视概念式思维容易形成过度类型化思维。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模糊事物的质的区别或事物的界限，而倡导以“量”的过渡来认定事物的类型。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在容易助长过度司法能动主义之中而有着破坏罪刑法定原则和危及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之险。因此，在刑法学中，过度类型化思维需要概念式思维予以节制，以达成概念式思维和类型化思维的并重，从而更好地助益于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也意味着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却也面临新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为谁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以及建设何种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坚持整体谋划思路,提升生态文明法治体系科学化水平,坚持现代化方向,推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迈向良法善治。     

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

指数是衡量全球各国经济、政治走势的重要尺度,各种类型的指数从某种程度上精确折射着社会生存的客观真实状态。在民主、法治等社会科学领域始终缺少一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法治在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应改变传统抽象法治观念的思维,并突破不同文化间法治价值观念的屏障,将法治理念贯穿至具体的指数模型之中。法治指数体系中囊括了诸如民主指数、腐败指数等一系列精确、稳定的指数样本。本文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治指数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方法论上分析与探索,为当今中国寻找一种新型、理想的法治发展路径。     

浅析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能力的相关问题

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向现代社会制度转变的终极目标,只有法治社会,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公平、公正的生活,才能形成安定与和谐的社会.领导干部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市场规制的制定者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只有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法,才能在现实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复杂问题.     

西方法治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已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本文通过对西方法治思想的阐述,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分析其＂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其目的是借鉴西方法治思想的精髓,结合本土资源,培育国人的现代法治意识,明晰权力（利）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