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面子"文化衍生富人治村的实践逻辑及启示

在城市化大背景下,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富人为什么会回村参与基层治理?基于洪村的个案表明,富人治村的出现,是经济资本扩大后的乡村富人为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使然。富人治村实现后,洪村"面子"文化推动了对乡村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乡村富人的社会行动也继续强化公共领域的公益倾向。洪村富人治村的实践说明,在分化日益加剧的洪村,乡村的"面子"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乡村富人道德期待的非正式规范,是引发富人治村的另一种原因所在。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资源匮乏地区能人治村广泛出现。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资源要素的地域分布构成了能人治村的时空背景。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相互推动形成互构机制。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对能人治村的形塑过程体现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撬动行政权力,使获得政策资源的村庄加快发展;能人治村对政策实施的反推机制表现在,能人通过有效治理打造亮点示范村,带动政策广泛实施。政策实施主导下的能人治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主导下能人治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能人过度追求治理成效侵害村民权益,治理行政化损害基层民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加强对能人治村的规范和引导,确保其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发展话语与治理需求:农村社区的“富党”群体研究——基于皖北SZ村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皖北SZ村党员群体的调查分析,发现新一代的“富人”与“能人”逐渐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性话语和村庄治理的需求,富人成为无论在党组织内部,还是村庄社区都是公共活动和公共事物的参与主体,成为村庄治理中独特的“富党群体”现象.富党群体在满足村庄治理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自我的发展机会,依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在资源下乡时代,占据公共资源、垄断发展机会,实现他们自利性需求的同时也排斥了村庄的普通群体,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基层治理转型研究——基于政府、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逻辑

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富人作为新型治理主体治村一直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随着国家意识通过基层政权向村庄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通过治理任务、治理方式、治理空间的不断转变，基层治理进行着相应的调试，逐渐出现富人治村回归的现象。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意识、不同的政策以及不同的中心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村集体与个人的互动机制，反映出不同的治理任务体现不同的基层政权渗透状况，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参政动机。同时，治理任务和监督体系的不断转变也影响着治理空间，治理方式也相应得到调整，形塑出基层治理所遵循的不同的治理逻辑。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

浙东S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现状揭示了其公共性流失：公共舆论解体、公共议题失语和公共交往排斥。在经济分层下,村庄社会关联改变、农民社会分化、富人治村的政治垄断和农民生活意义去村庄化是造成公共性流失的原因。引入区域比较视野对深化乡村公共空间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遵化:基层党建引领善治乡村

走进遵化市惠营房村,家家院落干净整洁,街道宽敞明亮,绿树青翠挺拔,整个村庄由内而外显得文明和谐。不止惠营房村,今年遵化的各个村庄都发生了"蜕变"。该市坚持"党建引领、党员示范、村民自治"的治村方针,对标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发挥党管"三农"工作的政治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用党建品牌引领农村发展与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的普遍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客观看待富人治村给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崇州道明镇“竹艺村”川西林盘发展治理的实践

围绕四川省委新时代治蜀兴川"天府六问"和成都市委"新时代三问",崇州在贯彻"西控"发展策略中,探索出了一条以道明"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为代表的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子。文章通过分析竹艺村"百村百态"建设理念、"建筑点亮乡村"的建设特点、"诗与远方"的人文情怀以及"党建引领社区发展"的治理模式,总结了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围绕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组织体系、固化实践成果、强化人才引领以及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阐述了竹艺村川西林盘治理带来的政策启示。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行政与自治互构:村干部职业化与内生治理需求的表达——基于鄂东Z村的田野调查

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并未导致"行政消解自治"的困境。笔者深入鄂东典型村庄,发现能人村干部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广泛的利益吸纳动员、治理单元下沉及多元治理策略成为连接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机制。文章从经验研究出发,论证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行政与自治的互构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村干部既能够完成自上而下的大量行政任务,又能应对村内繁杂的治理需求,基层组织依然保持"乡政村治"的权力格局。但,能人治村可能造成村庄政治垄断和集体资产私人化的意外后果。     

乡村是如何争取政策资源的——一个“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

政策下乡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村庄,虽然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特征,但在资源争取的结果和效率上却相去甚远,有的村庄甚至实现了从“缺资源”到资源“多”且“优”的转变。因此,观察村干部究竟是如何有效争取更多政策资源的,具有特殊意义。以河南省兰考县Z村为个案,尝试挖掘村庄争取政策资源的经验事实背后的“隐秘”维度,提炼出“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即以村治为主、以政绩为辅,确保争取政策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脱胎于国家干预主义、有助于激发村庄内生动能的制度性实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富人治村”现象观察

2005年以来,江苏在"双带工程"的指导下,积极发挥农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农村均出现了先富能人担任村书记、村主任等主要职务的"富人治村"现象。本文选择苏南A镇和苏北B镇的"富人治村"现象进行分析,探索"富人治村"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