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互联网公司的网络治理职责定位问题研究

互联网公司掌控着重要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几乎全部的互联网应用服务，然而，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治理框架中的职责问题尚待确认。文章总结关涉互联网公司职责定位的人权问题，分析互联网公司履行人权责任的现实困境，依据关于定位互联网公司人权责任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互联网公司职责定位的建议性方案：互联网公司应当在切实尊重主权国家的政府所设定的法规与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向网民及其组织开放网络治理过程，与政府、网民及其组织建立顺畅的合作与沟通机制，独自或协助政府救济网民的权利，尽职尽力地履行相关人权责任。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论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历史性跃迁和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勃兴,人类存在的时空结构也被悄然重塑。有着超强分散与积聚功能的移动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的互动交往、话语表达与集体行动,同时也无限放大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潜在风险。借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把准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大数据战略思维、自主创新网络信息技术,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等着力点。     

从政治系统论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

系统论作为一种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目的性。政治系统论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基于治理子系统间协调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主体和规则建构的结构性,治理功能的有序性,治理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回应性及治理系统发展方向的目的性。系统论对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处理好治理结构的一般化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法治与德治关系、处理好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的关系。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利益冲突与协调,始终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与治理机制等内容。根据国内外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模式归纳为科层制、市场机制、社群治理以及网络治理等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制度空间,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绩效各异。中国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层制模式。针对当前区域利益治理模式的存在问题,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治理与公共行政

作为社会管理的全新模式，治理对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行政提出了有力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处理好与政府之外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关系；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处理行政事务；在治理的自主运行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互联网治理机制及启示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是后发国家提升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美国互联网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参照美国经验,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战略规划,构建多元共治体系,以法治精神重塑互联网治理,约束行政权力,倚重柔性治理机制,还需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与安全秩序的动态平衡。     

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推进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的概念。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内涵,选择适当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以法治化为根本要求,完善相关立法、推进全民守法、严格规范执法;以系统化为基本战略,处理好打击与防范、现实斗争与基础工作、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以社会化为必由之路,抓住平安建设契机、运用市场化手段、建设社区警务平台;以信息化为有力支撑,用信息化支撑基础工作、警务决策和警务实战。     

新时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为政党治理提出要求和方向。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战略选择。要运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机理和规律,健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法治生成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制度运行机制和本领增强机制建设,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网络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要求在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下,真正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温和性和治理过程法制化。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也产生了诸如群体极化、非理性参与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我国必须认真分析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努力创新治理方式及路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永续健康发展。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理论述评

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共行政领域价值导向的转换过程,传统行政经过新公共管理运动到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围绕着政府治理什么和政府如何治理而展开。政府治理是各种相关主体的互动过程,其工具的选择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与改革决策和制度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学生性别因素与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文具体针对Email、BBS论坛、即时通讯工具三种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对368名大学生上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使用互联网对外联络功能、使用Email联系现实中同学和朋友、使用BBS的获取资源等部分互动服务使用行为有相关关系,这为细化互联网使用行为,进一步探讨媒介使用者特征做了铺垫。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失衡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所进行的治理,行政生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乡村社会在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以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社会管理结构的重叠性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为典型特征。乡村特征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结构演进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各行为主体的力量博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治理的优化,需要整合多元价值观以加强乡村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意识",需要发展村域经济和理顺乡村关系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结构,需要大力培育以利益为纽带的乡村人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