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与德治辨析——在传统与现代语境之间

中国的法治和德治需要澄清“法治”与“德治”二词在传统语境和现代语境下的不同内涵,历史地辨析法治与德治在传统条件和现代条件下的不同关系,以便正确地理解现代法治和现代德治及其相互关系,防止思想和实践因受到语言的异化而走向歧途。     

国家、社会与现代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然而 ,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协调统一 ,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 ,法治应当得到社会的回应。法治以社会、还是以国家为重心 ,选择何种法治模式 ,必须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当代中国来说 ,建立起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模式是最必要的选择。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规则治理:中国法律生命进化的关键

现代法治与权利是紧密相联的,中国的古代法、现行法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还欠缺权利观念。而中国当代很多学者的论述多是以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为参照,忽视了中国的独特观念和实践,当现代的法治运动摧毁了中国已有的模式,能否建立起西方的权利———法治模式又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法治理的症结不在于权利的缺失,而在于对于规则的认知不足。中国不应拘泥于西方的模式,要从本国的文化习性和传统,从实用立场出发,用规则治理,用发展了的实践理性才能扎实地推动对法律的反思。     

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反思与重构

在法治已成为时代潮流的现代社会，对法律监督的力度与实际效果的呼唤已日益强烈，各方面不同层次法律监督的完善，既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现代法治的有力保障。在刑事诉讼领域，诸如检察机关对各诉讼阶段的法律监督，已日渐突破落后的传统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迈进。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须清醒地看到尚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何构建力度大，实际效果好的刑事立案监督模式尚未引起各方面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一问题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行以前还是一个法制盲点。然而，这却是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村规民约的内生机制变迁及培育——基于绍兴市的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逐渐从伦理型社会进入到现代法治型社会,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内生为主转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村规民约也逐渐被现代乡村规则所替代。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定的内在认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村规民约实效性的发挥。针对村规民约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绍兴各地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典章模式,发挥了其在维护农村稳定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古欧洲城市与法治的萌芽——重述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法治作为西方法律传统对社会管理模式的贡献，源于欧洲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欧洲特色的封建主义为新型城市在中世纪的兴起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理论准备，城市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城市法的繁荣，并开始了法律主治社会的实践。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便得这一实践得以具体化、深刻化和系统化。中世纪城市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进行法律主治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现代法治的最初萌芽。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法治和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学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国传统"礼"的规范与"和"的精神的复古情怀和批判的继承.在分析了法治的内涵和中西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不同的法治观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在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按照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理路进行,这样才能使社会的建构、制度的改革朝着现代法治和民主的方向前进.     

民事权利与社会治理模式问题探索

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必然选择和战略任务。法治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判断与利益选择是一致并相互契合的,即保护民众的民事权利与最大福祉,这就势必要求建构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借助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水平。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树立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三晋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文章立足于山西的实际,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对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和谐三晋进行了探讨。     

切实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

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一些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不容乐观,存在着法治信仰缺失、法治观念淡薄、法治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关键在加强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和制度机制建设。     

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这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逐步转变为"公共供给不足"。这一转移,肯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体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大学生法纪观念的现状与解决方略研究

增强大学生的法纪观念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大学生法纪观念的增强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这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我国高校法治的建立,找出大学生法纪观念缺失的解决方略,建构了一套增强大学生法纪观念的管理机制,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香港法治发展径路之启示

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法律,而法律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法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从而形成良法,但仅有良法并非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的形成除有良法外,还必须具有相关制度的支持,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赖,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香港及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昭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用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否则将是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