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行为能力的内涵、构成及提升路径研究

从立法能力入手，逐渐剥离出立法行为能力，该理论的确立具有适当的政策理论支撑、合理的法理基础和必要的实践需求。立法行为能力是立法主体通过自身的立法行为，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职权具体化为法律法规的能力，涵括政策把握能力、立法项目选择能力、立法项目调研能力、法律草案起草能力、与多元主体沟通能力和法律法规的解释能力等。对立法行为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立法理念、知识、技术、经验等内部因素；又有立法体制、立法环境等外部因素。立法质量是评判立法行为能力的外在标准。地方立法主体立法行为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从立法主体的建设与法律、财物保障、社会氛围培育内外两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商事能力制度初探

既存的商事活动吁求特有的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制度的宗旨系谋求商事交易的效率与交易安全。受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立法及学理均否认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包括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营业能力及商事责任能力。商事能力制度中不存有商事行为能力。不同的商主体,具有平等的商事权利能力,拥有不同的商事营业能力。商事责任能力系能够承担多种责任的资格和能力。     

中国近代法上妻子的商事能力立法的法文化分析

中国近代商法有关妻子商事能力立法系移植同时代西方成文商法,与民事主体制度、夫妻财产制度以及民商事习惯相衔接,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从倡导营业自由、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商业发展的角度,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妻子商事能力立法,并不损害民商法律规则体系和制度价值,不能将妻子商事能力立法视作“封建糟粕”,绝对否定之。     

网络银行业务对传统法律的挑战与回应

网络银行业务在突破传统银行业务理念的同时 ,也对既存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这主要表现在法律管辖权的确定、电子资金划拨、网络银行的监管及对利用网络银行犯罪等方面。因此 ,既存法律制度的革新是新金融情势下的必然要求。鉴于网络银行的无时空性、虚拟性与跨国界性 ,所以传统法律的变革及全新的立法必须基于网络银行的本质属性 ,同时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才能使应然的法律适应网络银行业务的内在要求。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     

立法需求的生成与确立问题探究——析《立法法》第72条第4款

《立法法》第72条第4款将"立法需求"作为一个衡量设区的市立法权获得实际行使"资质"的法定裁量因素和事实基础条件,使之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但却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为此,在《立法法》的解释和实施中,立法需求不仅成为针对设区的市,而且成为各种立法主体特别是立法职权主体在评判立法项目及其制度设计的全过程中的目标指向,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其本源和生成的过程中,立法需求导源并依次来自利益需求和价值需求.作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制度供给需求,不为既有的政策、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调整机制所有效满足的情形下,同时不为已然的法律制度所切实对应,即转化为对法律规范的变革、创设的需求,并因此产生立法参与、立法表达和立法项目、立法过程中构建和提供某种新的法律规范及其实施机制的需要、愿望,此即立法需求.     

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理论解说

激励功能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对于该主题的探索有助于深入研究并建立激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法律机制,实现科学立法。在探索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过程中,以多学科的激励概念为基础,产生了管理学与经济学两条论证思路与理论模型。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论证方式及解释力上尚有不足,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了解激励理论的多学科资源,并从中提炼出构造法律制度激励功能完整理论体系的统一框架。     

法官造法与司法权威

法律的特点之一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首先,我们无法为尚未发生的社会关系制定规则,因为规则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是来源于既存的逻辑;其次,当新的社会关系产生并且我们认为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予以调整时,这种社会关系已经存在,而法律却还没有出现;最后,立法需要相应的程序和时间,当法律制定出来时,它已经必然地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实践.     

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家产制作为一种习惯法,与中国的家庭法律及其社会适应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对家产制和家庭法律的研究应该采取"实践的法律社会学"态度,通过经验研究来充分展示转型社会对家庭本身的内在需求,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对这种社会需求给于正确的回应。考察分家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家产制是处理中国家庭财产分配的根本制度选择。在产权结构上,家产制具有客体上的公有性、主体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身份性等三大特征,从而区别于西方所有权制度。这种特殊的家产制度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产制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助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家产制有利于补充国家养老能力的不足从而确保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再生产,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家庭法律却日益朝着"去家产制"和"私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社会适应性,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家庭立法应该回归新的家产制,并以其为中心确立起"发展型家庭法律"体系。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启动要件与司法审查

2006年10月27日通过的《企业破产法》建立了重整制度,这是我国破产立法上的一大创新,而我国资本市场“壳资源”的稀缺性使上市公司频频成为重整的对象.截止2011年9月30日,沪深两市合计有31家上市公司先后适用重整程序.重整制度越来越受到困境主体与相关利益主体所认可,但是重整程序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启动?法院应如何进行司法审查?这是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而上市公司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用破产重整程序的启动要件与司法审查又有着许多独特的问题与争议.本文注重分析了目前法律对重整启动条件的规定、法院审核破产重整申请时是否审核重整的能力条件、如何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以辅助法官更好地进行重整能力的判断等问题.     

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考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突发事件频发这一新的社会问题,也对地方政府管理者提出了,必须提升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要求.为了有效化解网络突发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贯彻公开透明、及时处理、法治与疏导为主的基本原则,并从完善立法、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采用舆情监控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     

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构建

局限于19世纪的哲学认识,权利能力仅被赋予自然人和法人,其他人和组织形态的权利能力被忽略。因而,当迫切需要法律对这些人和组织予以调整时,传统权利能力的规定成为不可逾越的体系障碍,必须通过法律续造的方法构建部分权利能力制度。事实上,民法关于权利能力制度的构造以及立法上的一些规定已经为部分权利能力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例支撑。部分权利能力是在部分而非全部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作为民事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的能力,它通过考察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人和组织的人格状态和特定法律关系的价值和目的来认定。部分权利能力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不但包括胎儿、死者与合伙的部分权利能力,还包括其他一些人和组织的部分权利能力。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寻求法律与社会的平衡——论民国时期亲属法、继承法对家族制度的变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家族制度变革从政治、社会、立法、司法等层面全面展开,直接效果就是《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继承编"的制定颁布及司法上的实际运作。政治层面上,近代中国面临的收回治外法权的压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创制新型法律,改革传统家族制度;社会层面上,传统家族观念及习惯仍普遍存在,但业已高涨的废除家族制度的呼声及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为家族制度的变革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立法层面上,在1929～1930年两年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即推出完整的民法典,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世所罕见,超前性明显;司法层面上,司法主体既要遵循依法定案的原则,又要兼顾历史因素及社会实际,尽其所能,调和情、理、法的关系,实现法律与社会平衡。尽管民国时期家族制度的变革还存在诸多不平衡性或差异性,总体趋势则是渐进改革,全面推进。家族制度的变革特征体现为:政治引领风气,社会缓慢跟进,立法实施保障,司法调和新旧。     

论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立法趋势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必然选择。是人类在探索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及其系统理念和战略思想。它通过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本文通过对其涵义、要求、伦理基础等的分析，提出将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贯穿整个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以其基本理念指导制定、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遵循“在不断完善国内国际立法的同时追一步加强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相协调”这一必然趋势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之客观要求。     

论占有制度的秩序价值

我国物权法关于占有制度的立法也只有五条，为了更好地促进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必须对占有制度本身所具备的价值进行全面的研究。占有制度产生的初衷就在于止暴安良，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先占、时效取得制度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占有制度划定利益、分配利益、调整利益，确保社会秩序；人们按占有制度设立的模式去行为，可以形成秩序，并形成对其行为的合理的预期，避免了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     

评析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

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曾出现过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和流浪普遍存在,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这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为了维持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确立了济贫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早期的社会保障活动固定下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济贫法的国家,其立法精神一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救济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我国构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非法人的企业、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和自然人不具有破产能力,这对于我国破产立法来说是一个缺陷。目前,从债法立法的完整性和我国现阶段社会需求来看,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必要的。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商品经济的商事立法体系,协调债权债务人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论警察执法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在公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理 应成为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警察必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