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乡贤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基于江西省乐平市乡村治理实践分析

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民间本乡本土古今仁人贤达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现实性等特征,对现代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江西省乐平市积极发挥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进一步弘扬乡贤文化,推进现代乡村治理应切实加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领导、大力弘扬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行义举、建立健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激励机制、积极探索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思考

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并引发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文章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格局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浙江各地寻找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探索创新,探寻总结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挑战与契机应对的良治之法,从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三者角色,探讨如何重构精英外流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格局.     

乡村振兴的战略实践——福清市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的农村发展与崛起指明了方向,而乡村治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一直深受各级政府重视,尤其在中国步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面对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复杂局面,强化乡村治理,进而实现乡村善治便成了人所共识。乡贤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既发端于乡村的特性,又相对开明的特征,成为了嫁接政府与乡村间最好的桥梁,引入乡贤辅助参与乡村治理,这种模式在全国并不鲜见。福清市有着大量的海内外乡贤,就如何用好乡贤资源,发挥乡贤作用这一问题,全市上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逐步走出了一条"支部主导、乡贤补位、群众自治"三位一体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有所启鉴。     

论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的促进

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人民权益的捍卫者,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通过基层党组织,对乡贤文化进行方向上的引导、组织上的构建、行为上的规范,从而充分发挥乡贤文化建设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新乡贤”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成长出一批有知识、有资财、有道德、有情怀的"新乡贤",并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离不开当代"新乡贤"的广泛参与。为此,必须着力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完善工作机制,建强"新乡贤"队伍,多措并举,大力促进"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进程。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统一战线语境下传统乡村网络的社会利用研究——以共产主义革命初下赣南为例

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的转移扩张进程在统一战线的语境下亦是工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而当时散落于乡村各地的农民并没有近代的政治组织,传统乡村网络是其现实世界的依托和纽带,故早期革命者在寻求革命下乡、团结可团结力量,以构建工农统一战线的努力中十分倚重乡村传统网络资源。宗族与秘密会社在革命初下赣南时的利用为此提供了相应的注脚。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2011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从缺失到回归: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贤文化变迁与制度考察 ——以浙东Y市为例

乡贤文化根植于乡村,服务于乡村,成长于乡村,是乡村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抓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乡贤文化及其相关制度变迁的历时性考察,探究其"从缺失到回归"的内在变迁逻辑,从中解读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思路。从基层的微观视角入手,以Y市为例,对乡贤文化的弘扬以及乡贤文化的回归做出有益的探索与思考,从过去回顾中总结提炼、在当下叙事中考察分析,并对未来建设进行展望并给予建议。     

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以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百洋村为个案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选举过程中村民的宗族偏好在所难免。今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宗族派系势力这一课题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从个案入手，研究宗族派系势力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影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做出基本价值评价后，为把宗族派系的矛盾和竞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中，从观念认识、文化法律、技术操作等维度，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和制度安排。     

乡贤文化与农村基层治理——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秩序,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自治化、自组织化和自稳定性。广东云浮积极发展乡贤理事会,发挥乡贤群体的社会作用,弘扬新时期乡贤文化,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探索在新农村秩序再造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细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当事人对治理规则的选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新“乡贤”的基因探寻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权威"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趋利避害"。     

未成年人涉“毒”社会预防模式创新发展——湖南“妈妈禁毒联盟”实证分析

妈妈禁毒联盟是以"关爱生命、呵护家庭"为目标,由广大妇女携手组成的禁毒公益组织,在湖湘地区开创了全国之最,呈现出日常、过程、典型等不同断面状态的模式;从社会解组理论、社会凝聚理论、犯罪共通理论视角分析了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所发挥的社会预防内在机理与外在动力,宏微结合完整剖析其作用过程与内在逻辑;创新的经验与启发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社会预防探寻自我特色道路,激活新力量使得社会柔性治理的民间力量崛起,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本土文化转化与创新发展。     

新时代“警察下乡”探析——基于乡村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视域

在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着监督不力、程序不全等漏洞,某些地方村霸、恶霸以及宗族恶势力操纵基层政权,破坏了农村治理生态,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此,可依照中国国情,构建"政党—行政—村民"的三元互动结构,整合新时代"警察下乡"的制度逻辑,将"警察下乡"纳入新时代农村治理格局。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审视后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特质所在,而且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构成与生成逻辑,认为社会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以"现实的人"为能动主体,以自然界为生存前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观照乡村社会治理,要求我们整体统筹治理内容,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的内在结合;坚持以农民为本,把农民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与受益对象;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妥善处理乡村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