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欧盟的全球治理理念、实践及影响——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析

本文在梳理全球治理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考察欧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对全球治理理念的理解,分析欧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并以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例讨论欧盟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文章认为,冷战终结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理念既是对当前全球化客观进程的理性反映,也是对全球化世界中人们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理性指导,而欧洲一体化则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因此,欧盟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依据自身的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期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增强影响力,并在全球化世界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全球问题也随之出现.全球问题具有其本身的特点,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全球问题的性质,造成了公用地的悲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两种现象.解决全球问题,超出了单独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协作加以解决,从制度上、理念到组织上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针对全球问题,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本文探讨了全球政治的概念、治理的内涵、全球治理的含义、全球治理的构成因素以及全球治理结构等内容.     

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研究浅析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东亚与欧洲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就有很大差异。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社会模式和世界地位,欧洲形成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宪政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而东亚地区则更加注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力争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随着东亚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上升,这一地区的全球治理意见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并未反转的全球治理——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地域性的关系

全球治理近年来出现全球性减弱而地域性和国家性增强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倒退"或"反转"。由于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因其而生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丧失规范上的合法性,在实践层面,全球各地区协同治理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上的全球治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治理的这种地域性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并非"新"现象,只是全球治理地域性特征的应有之义。     

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主线,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符合人类发展客观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系统思路与针对性规划,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三大倡议的落地走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拓新思路,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欧盟与美国是推动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行为体,两者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都坚持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反对损害自身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变革。但欧盟与美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对象、态度、领域和实现途径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欧盟倡导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推行问题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则实施利益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坚持以实力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但在应对全球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评析

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日本既是战败国又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特殊的地缘条件和主权受限的现实使日本将参与全球治理视为保障国家生存与安全、重塑大国地位、应对全球秩序转型的有效手段。基于战后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日本以G7/8为核心治理平台,以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为重点领域,以地区发展治理支撑区域主导权,将本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以及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日本为维护大国地位,在全球治理中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传统治理体系,其在经济金融、环境气候、地区发展等治理领域的立场政策全面倒退,从全球治理的先行和领导力量,逐步蜕变为保守力量。这从实质上折射出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遭遇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构建大国地位战略失当和在全球秩序转型中定位矛盾的战略困境。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优势认同与入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优势是具有集成性、高效性、吸纳性和自主性特性的结构性优势。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优势认同,对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优势意义重大,必须增强国家治理优势主体内容的认同,消除国家治理优势理解上的认同偏颇。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优势的认同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优势认同奠定实践基础,深化在具体体制机制、运行环节和方式方法上的改革创新,强化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优势认同的入径选择。     

东南亚国家跨境烟霾治理评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烟霾污染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公共问题。为了解决跨境烟霾污染,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合作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尽管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上付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跨境烟霾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东盟既有规范的制约,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方面尚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跨境烟霾治理成为考验东南亚国家地区公共问题治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

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相比,俄罗斯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并非全球卫生治理的首要贡献者,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回顾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过程,可以发现,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从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防治艾滋病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逐步转变为追求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独立主导地位。俄罗斯围绕世卫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抓手,以重大峰会为契机,优先推动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理,建立并维护独立于西方的、以俄罗斯周边地区为核心的卫生安全体系。维护日益演变的卫生安全利益、扩大基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影响力、应对西方国家对俄卫生利益的挑战,是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动因。当前,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合作空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也为未来中俄全球卫生合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多学科比较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为指归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在不同学科中体现出不同的研究特色。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要发挥其指导性作用,亟须了解其他学科国家治理研究的内容和特点,以形成学科对话。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走向三个方面,比较2013年至2018年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