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出的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两级分化现象，可以用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的分析理论来解释。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的平等或不平等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平等或不平等；美国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的转换经历了“严重不平等”的“前新政”时期、“相对平等”的“新政”时期和“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政治时期这三个阶段；美国正面临着走向新平等政治并实现贫富差距“大缓和”的历史机遇。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政治仍然在延续，美国至今未能从制度上解决“平等一不平等政治”周期性转换这一政治不公平问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有“良知”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不仅要推进民主政治，还应该正视“平等一不平等政治”的周期率，并努力超越不平等政治，施行公平政治，以此推进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     

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策:历史、机遇与挑战

中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政策经历了“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三个阶段.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也随着三个阶段的接替演进而不断加剧.在当代世界,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对世界体系的政策受到了来自由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权势分布、国际制度体系和跨国观念体系这三方面因素的挑战.由于国际关系中新的因素的出现,上述三个方面仍然可能成为中国政策的重大机遇.     

关于公正、公平、平等的差异之辨析

公正、公平、平等这三个概念不仅存在着相同,而且存在着不同。公正同公平的差别在于:公正侧重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公平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现代社会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公正,传统社会具有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公平;公正的“应然”成分多一些,公平的现实成分多一些。公正与平等的差别在于:平等存在着“过度”的可能性,公正则不存在“过度”的可能性;公正涉及的范围更为宽泛,平等涉及的范围明显狭小;公正概念往往倾向于认同现实社会,平等概念往往倾向于抵触现实社会。因此,公平、平等皆应以公正为归属,依归于公正。     

差异互补: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现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从单一市场场域分配-市场与政府两个场域分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场域分配的阶段性演进.与此相对应的,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出现了从"效率与形式平等一致"一"效率与社会平等磨合"一"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统一"的变化.三个场域的分配,是差异互补式的.但是,现实中三个分配场域的配合存在诸多难题,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合理界定"要素贡献",保证市场场域分配的公正度;严格防范"漏桶实验",提高政府场域分配的公信度;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增强社会场域分配的力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问题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大多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向往公平与平等,追求工作的发展性;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又成了城市和农村都很难融入的“边缘性群体”。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边缘性”问题,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向度进行整体思考。     

不平等——农民问题的解读

平等是人类社会成员基于人的属性应当受到一致性尊重和满足的待遇,包括平等享有和平等对待两个方面。农民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表现为农民在资源享有上存在的差距超过了社会公平的底限,以及农民在生活中被不平等对待突破了道德标准。     

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发展述评

21世纪美国联邦大学生资助政策面临着如何制定提高少数族裔、处境不利、贫困家庭青年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平等教育机会的政策困境和挑战.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需要不断调整,完善资助体系,以此满足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需求和变化,促使中等后教育发展更加平等,加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试论农民职业分化带来的农村基础教育平等的文化障碍

我国在实现了基础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后，教育不平等现象依然很严重。农民群体中不同职业阶层在自身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构建的亚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造成农民子女在相同教育背景下的不同教育效果。在农村基础教育的小学阶段，农村儿童社会化的三个主要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中，语言、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构筑了阻碍农村基础教育平等的文化障碍。     

课堂公平:基于性别文化的研究

课堂公平是教育公平的主要内容.性别文化的课堂公平,是指两性在课堂教学中具有平等的课堂学习身份,公平地享受课堂资源,公平地获得课堂评价.我国传统性别文化是导致两性在课堂教学中遭遇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建构课堂公平需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新型的性别文化为指导,解构与重构课堂中的性别结构,课堂资源面向所有学生、建立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性别不再是课堂资源、课堂评价的依据.     

国际教育智库与全球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教育机构为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下设教育机构作为国际教育智库,与全球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紧密相关,引领了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为各国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它们对全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条主线三个阶段”,即“人文关怀”作为一脉相承的理念贯穿始终,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育民主与终身教育,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纳教育与终身学习,再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可持续教育与新人文教育这三个阶段,均体现出对人自身价值的张扬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未来的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教育机构秉持的“人文关怀”仍将是全球教育价值取向的主导方向和世界各国教育政策制定的立足点.     

关于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

教育公平是世界近现代教育民主化进程中一个普遍的原则。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突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对此,应采取如下措施予以改进:一是进行教育公平思想的合理定位;二是实施科学的教育策略;三是完善教育运行机制。以此实现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益的统一,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产品

高校招生中的“收费点招”直接危害着社会公平,而义务教育中“校中校”所危害的是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公平是紧密联系的。在概念上,必须将“公共产品”、“社会公益性”以及“公益性组织”一体化。当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时,其“公共产品性”、“社会公益性”、“公益性组织”、“非营利性”之间必须具有必然性相关,剥离这些关键概念之间的意义相关性,会引起社会观念的混乱,对公众产生误导。以营利为目的所运营的任何产品都不是“公共产品”,也都不具有社会公益性。市场与公益性虽然不是对立的,但是,公益性产品也绝不是由市场直接提供的。     

论西方行政范式的历史演进

自从马克思.韦伯建立“官僚制”行政组织理论,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两分法”,建立起以此为内核的传统行政范式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其行政范式已经经历了“传统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两个阶段,步入了“新公共服务”阶段,本文将就西方国家行政范式历史演进的三个阶段“传统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三个阶段范式的演进进行梳理。     

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在涉外家庭立法中的适当性评析——以涉外监护立法为视角

在涉外家庭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如何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将“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融入到涉外民事关系立法当中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一理念,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中的适当论在涉外家庭领域的具体化和最新体现.     

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确立政府与市场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却不能一概而论,他至少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政府从市场外部进入到市场内部。第二阶段,政府从辅助功能转变为主导功能,用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第三阶段,政府的职能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宏观层次。不同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同,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进入市场,到底是采取以市场为主导,先建市场,而后政府循序渐进的介入方式,还是采取政府主导方式引入市场?由此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果。     

论经济不平等及矫正

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不仅仅是指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更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公正合理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差等经济权利。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引发政治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人格歧视的罪魁桶首。要矫正经济不平等，就必须打破垄断，控制贫富差距，实行再分配和成果共享，以实现经济不平等的救济和经济平等的承诺。     

论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多重治理逻辑

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已经出台30余年,这项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包含了教育始于公平的政治逻辑、资源配置注重效率的市场逻辑和人才培养重视发展的教育逻辑.但30多年以来,该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推而不广”和“绩效偏低”的困境.通过分析“推而不广”的治理逻辑发现,该项制度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有限理性与行为选择、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念与制度变迁等三对矛盾.     

治理背景下的话语体系转换

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总习惯于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国家高于并控制社会。计划经济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使得行政权力直接覆盖整个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一元从属或依附关系。从“国家主导”话语体系理解马克思主义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引出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观念。行政权力至上并控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个人的自主活动。权力运作着重于对人的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给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创造个性等理念留下足够空间。     

社会法的价值追求和调整原则——以社会法的发展演变为视角

社会法的产生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工厂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和国际法阶段.社会法的价值追求可分为外延不断扩展的三个层次:对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社会法的调整原则有二:限制国家干预原则和社会本位原则.     

“城市病”、贫富分化与集权制的限度：资源分布格局的政治之维

当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等“发展综合症”,与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资源、利益和代价分配失衡密切相关。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机制、以权力等级为坐标的社会发展格局、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以及权利的不平等加上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加剧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化解“发展综合症”带来的困顿,必须构建横向的权力制约机制,推动参与型地方政府的建设,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