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利比亚安全重建

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安全部门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利比亚过渡委和执政当局的迟缓和错判无疑也是冲突的重要诱因,不过利比亚满地开花的游击队才是问题的根本。利比亚总理扎伊丹9月17日到访伦敦,就利比亚安全问题向英国首相卡梅伦寻求支持未果。两天后,包括卡扎菲次子赛义夫在内的利比亚前政府38名官员陆续受审,但这丝毫无助于该国的维稳进程。9月11日,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一周年,利比亚外交部班加西分部发生爆炸事件,约10人受伤。次日晚,毗邻阿尔及利亚的利比亚边境小镇迪拉杰爆发武装冲突,造成4名     

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

中国与东盟在安全互动进程中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安全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层面国家中心性强,二是治理机制层面制度化程度弱。当前由于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阻碍因素以及治理体系自身的缺陷,安全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面临着双重困境:治理主体间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安全治理的行动困境;治理体系的低制度化,导致了安全治理的效能困境。南海安全治理便是这种双重治理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今后的中国—东盟安全治理实践中,化解治理行动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化解治理效能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提升制度化程度,实现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

约翰·赫兹最早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借助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国内类比",他最早明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结构要素,并且强调国家间关系无关人性善恶,主要在于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特征,由此否定了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必然冲突的悲观论调,为国际合作预留了空间。通过分析核时代的国际特征,赫兹将"安全困境"细化为"核武困境"和"生存困境"两种不同的类型,对应提出了"护持"和"普世主义"的理论应用,既给出了如何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办法,也对当下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启示性。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理论运用有从国际领域扩大到国内领域的趋势,它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     

“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

在利比亚冲突中,以法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行使"保护的责任"的名义,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实则制造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冲突"的案例表明,"保护的责任"从理念走向现实特别是其实际执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国际社会的"法治良心"的重要体现,"保护的责任"理念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专家学者对如何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保护的责任"在理论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

气候变化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存量外部性"全球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往往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却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治理"特性。它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一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正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关键变量。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组合差异,可以揭示出欧盟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构成"制度强连带",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关系强连带",以及欧洲国家与次国家之间则构成"双重强约束"。     

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正从促进向着保护的方向发展,这与非洲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压力一道,呼吁着中国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已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冲突后重建投资及其他支持活动,为非洲冲突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由于多重不确定性的存在,中国未来在非洲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

冷战后,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北非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美国政治极化代表了民主所面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与危机:民主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民主巩固、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民主是一种目标,民主化是向这个目标转变的过程,民主巩固需要国家建构先于民主体制建构。美国当代民主体制的衰败是麦迪逊式共和体制与现代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致。因此,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失败,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的矛盾,代表了当代民主发展的困境。"强政府与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性趋势。     

中国在非洲冲突后国家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冲突后重建是近年来非洲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在参与非洲国家冲突后重建中积极作为,勇于突破,富有大国担当。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非洲热点问题的降温,非洲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多非洲战乱国家实现了和平,冲突后重建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中非安全合作的重要内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制模式探究

基于对南极海洋保护区利益相关方地缘政治及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统筹"规制模式和"划区"规制模式的选择成为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保护标准等问题的不同立场。在"复杂机制"理论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存在治理主体碎片化、利益关涉的复杂性,造成制度间相互重叠、矛盾、冲突导致治理低效,体现出南极区域国际层次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的治理困境。各方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已设立或是将要设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管理的实际保护效果。基于我国在南极问题上的立场、国家利益及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则现状,我国可提倡在"统筹"规制模式下制定总体的管理和监测方案,并对"划区"模式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和内容施加影响,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坐标点

(2月15日～3月14日)2月16日,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骚乱迅速蔓延全国,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拉锯战不断升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面临执政41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族群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由某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的族群冲突,通常的理论解释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不满以及其武装反抗能力。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不能解释为什么冲突双方不能达成反映双方实力对比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族群冲突。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关注冲突双方的战略互动。在战略互动过程中,族群冲突双方对彼此实力、意图和战争决心的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方达成基于真实实力对比的和平协议;即使双方掌握对称信息,但由于担心彼此不能真正履行和平承诺,同样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冲突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容妥协、不可分割的价值。和平谈判的失败意味着族群冲突的爆发。因此,要防止族群冲突的发生或重建战后和平,第三方的调解和安全保证至关重要,这对于中国介入非洲的族群冲突具有重要启示。     

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东亚地区不仅有复杂的海洋传统安全问题,还面临日益凸显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既给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带来挑战,也为区域内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当前,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部分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国内治理责任、地区性协调合作机制、国际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三个层面的治理结构;二是某些领域形成海洋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的区域性多边国际公约,对全球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填补"或"具体化"适用,为东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扩展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合作空间,推动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持续深化。     

民事诉讼中被告"下落不明"时的公告送达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中,被告"下落不明"时适用公告送达存在三重困境:"下落不明"的认定标准不明、提供证明"下落不明"材料的主体不明、公告送达程序中对"下落不明"的认定不明.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立法上的缺失和法院的历史传统、司法中价值理念的冲突、实施过程中的程序缺陷等方面.本文旨在提出解决该问题的路径:明晰"下落不明"的内涵、明确...     

苏丹危机凸显非洲之角安全困境亟待破解

<正>2023年4月15日,多年来政治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不宁的苏丹再次发生严重危机。苏丹军方与民兵武装“快速反应部队”(RSF)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引发苏丹再陷动荡的原因较为复杂,表面上看是源于布尔汉领导的军方与达加洛领导的快速反应部队之间争权夺利,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前总统巴希尔下台后苏丹权力结构被打破且未能得到有效重建,民主过渡进程急于求成。截至4月底,苏丹冲突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数万人流离失所。     

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

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Omar Muammar Al-Qathafi,1942—)是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家元首。十几年来,卡扎菲在所谓既非资本主义,亦非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的指导下,对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