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冲突后国家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冲突后重建是近年来非洲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在参与非洲国家冲突后重建中积极作为,勇于突破,富有大国担当。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非洲热点问题的降温,非洲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多非洲战乱国家实现了和平,冲突后重建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中非安全合作的重要内     

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冲突管理

非洲是多族群聚集的大陆,也是族群冲突频发的大陆.非洲族群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加上在某些情况下族群冲突管理的方式失当,进一步加深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因此,深入分析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其管理方式对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3月17—18日,＂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更安全世界＂组织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事务委员会、非洲联盟委员会,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肯尼亚非洲和平论坛、第三世界网络非洲分部、南非冲突转型行动支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国家安全治理

传统上,冲突后的安全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安全部门改革(SSR),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临时稳定措施(ISM)。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安全重建进展缓慢,目前已经陷入了游击队和武装组织失控、安全机制失范和地区安全结构失衡的困境。利比亚战争对后冲突时代的国家重建影响巨大,是造成当前利比亚"三失"状况的重要原因。解决利比亚安全困境必须将上述三种模式结合起来,集各方之力,制定出宏观的、长期的利比亚安全治理路线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加强安全部门的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协调机构,与利比亚重建相关的重要外部行为体应发挥建设性作用,高度重视利比亚动荡的外溢效应,共同推进利比亚的安全治理向良性发展的趋势演变。在利比亚冲突和重建中,中国既坚持了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度地介入,其中东外交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     

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中国和英国围绕非洲和平安全事务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在明显上升,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中英在非洲安全理念趋同和安全利益交叉,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非洲2063年愿景对和平与安全及全球伙伴关系的渴求,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启。但英国发展政策的安全化趋势,非洲对中英安全合作的疑虑及中英自身政策路径依赖都在阻碍这一合作的深化。因此,推进中非在非洲的和平安全合作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在共识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管控分歧,推动中国的非洲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与英国海外稳定战略的对接,建立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中英非和平安全对话机制、从发展源头预防和应对冲突、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是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潜在领域和路径。     

非洲基督徒的文化差异

西非和东非可谓非洲文明冲突的前沿,这一冲突模式远及北非部分地区。而在原始宗教信徒众多的非洲南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更多只是一种文化差异。     

族群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由某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的族群冲突,通常的理论解释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不满以及其武装反抗能力。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不能解释为什么冲突双方不能达成反映双方实力对比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族群冲突。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关注冲突双方的战略互动。在战略互动过程中,族群冲突双方对彼此实力、意图和战争决心的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方达成基于真实实力对比的和平协议;即使双方掌握对称信息,但由于担心彼此不能真正履行和平承诺,同样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冲突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容妥协、不可分割的价值。和平谈判的失败意味着族群冲突的爆发。因此,要防止族群冲突的发生或重建战后和平,第三方的调解和安全保证至关重要,这对于中国介入非洲的族群冲突具有重要启示。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非洲学”的演进形态及其中国路径

"非洲学"是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19世纪晚期以后,西方的非洲研究逐渐成为大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社科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研究活动由西方扩展到全球,成为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肇始并建基于20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后与非洲交往的需要,推进于中非交往合作快速发展面临挑战的广泛知识需求。目前,中国非洲学建设发展的核心任务与基本路径,应该是在秉承中华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深入观察和综合把握当代中非发展合作的民族实践,形成可以说明、解释和指导这一民族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并在学科建设的一些基础领域做出持续的努力,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术品格而又融通中外的"中国非洲学"。     

非洲5国执政党领导人：中国是本大书，我们读了又读

2009年12月12—23日，以尼日尔全国发展社会运动外事书记哈比布·阿莱莱为团长，由尼日尔全国发展社会运动、刚果（金）重建与民主人民党、塞内加尔民主党、乍得爱国拯救运动以及多哥人民联盟5国执政党的高级领导人组成的非洲国家执政党高级干部研讨班在中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与经济改革：对非洲的启示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本文试图将非洲和中国作为两个整体的实体来加以比较。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民族国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且也在更宏大的国际背景下对非洲大陆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更具体地说是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中国协调一致的语言形式,推动了读写能力的普及以及语言、文学和大众社会之间的交汇,对于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从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的历程来看,中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只有取得废除殖民地语言、推广非洲语言的斗争的胜利,才能实现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发展。     

达尔富尔问题:中国非洲政策的新考验

随着2010年4月苏丹近20年来首次大选的临近,苏丹这个非洲面积最大、同时也堪称面临最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国家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占苏丹全国总面积约1/5、总人口1 7%多的达尔富尔地区因其持续的冲突、苏丹政府对这一冲突所采取的备受争议的政策,以及中国和苏丹日益加深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也使中国的非洲政策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中国和苏丹有着传统友好的密切政治经济关系,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存在着非理性的过高期望,以为单凭中国之力就可影响苏丹政府的政策。而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各种争议也对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了挑战。本文认为,"不干涉内政"不应当被解读成不愿承担"保护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近年来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灵活性。考虑到达尔富尔问题的复杂性和目前苏丹南北关系的脆弱性,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推动的"接触方法"要比"制裁动议"对于维护苏丹的稳定与和平更具有建设性。     

奥巴马非洲之行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非洲之行是一种宣示。他在就任后出访的第一批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布）三个非洲国家，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中国新一届领导对非洲的发展充满信心。     

国人境外遇袭抗险新思维

近年来,随着投资的增加,已有约8万名中国工人在非洲工作,形成了一个与当地社会相隔绝的新侨民群体。这样的结构很容易与当地人出现隔阂或冲突,中国海外企业的本地化迫在眉睫。     

中国的非洲政策：一洲之策与全球方略之互动

非洲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储备,特别是联合自强的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中国就与其建立起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且中非合作与中国全球方略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在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发展为主轴,加强与地区大国、历史积淀深厚国家以及战略身份相对模糊国家的交往,并增进彼此战略合作对接。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非洲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

非洲社会主义作为非洲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思潮和意识形态,一度成为当代非洲广泛流行的政治思潮,也是非洲许多国家在独立后选择和奉行的一种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非洲社会主义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和多样性特征。但由于非洲社会主义的产生和衰败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还需要引入历史性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客观阐述和准确把握。     

中非应建立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

<正>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大陆经济增长日益显示出活力,增长速度在全球领先。与此同时,非洲思想领域日趋活跃,本土思想成长引起世人关注。长远来看,文化振兴与思想自立对非洲发展日显重要。非洲要真正实现发展复兴,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独立,也需要精神自立与文化重建。近年来,中非合作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中非合作正在超出传统的政治经济范畴而向更深层次、更具本质意义的人文交流、知识共享、发展经验交流、     

大国竞争时代中美在非洲关系走势研判

非洲在美国和中国各自国际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作用和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国际体系深度变革、世界格局加速重组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非洲更多的是被美国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但非洲却是中国外交"基础之基础",其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始终维系中非关系高位运行的缘由所在.目前,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但两国在非洲关系仍处于从"常态"向"非常态"转化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球性的,在非洲也不会例外.一旦美国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也就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关系由"常态"步入"非常态",这必将对中国在非洲利益,乃至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重大影响.     

非洲热点问题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日益显现。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在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方面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国际社会未能予以应有的评价,西方有的学者反而批评中国在非洲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漠不关心”。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的现状、特点及意义,试图对该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同时,也是对西方指责的某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