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举证时限制度若干问题刍议——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础。当事人无论是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都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证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法之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当事人不仅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可以随时提出证据，而且在诉讼终结之后也有权提出新证据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这种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它使“诉讼突袭”成为可能，并易因此导致诉讼拖延，从而直接背离了诉讼效率原则；从另一个角度     

论举证时效制度的建立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当事人有权在审判程序的任何阶段甚至审判程序终结裁判生效后提出证据,也即我国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其弊端已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诟病多年;以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取代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设定时间限制,成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呼声。　　举证时效制度的程序价值　　笔者认为,举证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该在法定或法官指定期间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逾期举证将丧失要求法院接受证据并予以考量的权利的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效制度是举证责任的有机…     

合理举证时限的司法评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32条至46条设定了举证时限制度。这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限时提出主义”立法原则的重大演变。在两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总体上实现了公平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力、降低诉讼成本等立法预期,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设定本身的,也有对制度理解和执行方面的,集中体现在举证时限的确定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举证时限确定实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做认真研究,一方面,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为法院和诉讼当事人在确定举证时限时…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基本思路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能适应中国转型时期民事纠纷解决的特殊需要。实现民事诉讼模式转型是优化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完善民事诉讼立法的一项基本作业。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是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摆脱单纯从诉讼程序上解决纠纷的狭隘视野，将司法诉讼视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度，着眼于当事人争议的彻底消解，是对传统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哲学的双重超越。目前我国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主要任务是：从和谐主义诉讼理念出发，重新设置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以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为基础，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建立法律观点开示制度，保障法院和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展开充分的对话和交流。     

程序保障视角下法官证据调查裁量权的制度因应

在贯彻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申请原则上属于当事人的权限和责任。法官仅能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证据范围内进行取舍,裁量决定是否实施证据调查。法官不得在尚未实施证据调查之前预判证据的价值并加以排除,否则便侵害甚至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在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申请不符合形式要求、不合法或者有不能确定期间的障碍、不具备必要性时,法院可通过明示或默示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证据申请。此种裁判属于诉讼指挥上的裁定,法官可以随时撤销。出于程序保障的基本要求,法官不得全部驳回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申请,其对证据申请的自由裁量权需要受到唯一证据规则的限制。     

对民事诉讼中举证突袭的辩证分析

举证突袭不可全盘否认，有的时候是必须采取的诉讼手段。我国民事诉讼宜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主、适时提出主义为辅的证据制度，庭前交换证据应当慎重进行。     

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中尚未建立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本认为,从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应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之前,这一举证时限的确立与实施必须有配套的审前程序加以保障,举证时限可以有例外情况,但法律对此要作出明确规定,以防止当事人滥用,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亟待扩大。     

析界定与适用新的证据

在民事证据提出时间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该规定对适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例外“新的证据”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文拟就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与新的证据之间的内在价值联系，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和适用新的证据所面临的问题，谈些自己的拙见。一、新的证据之价值分析在诉讼活动中，证据是决定案件胜诉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在证据的提供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种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一种是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所谓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指当事…     

民事举证期限问题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随时都有权提出新证据。这种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与我国诉讼证据理论的实事求是原则相吻合，与我国民事诉讼追求客观真实的目的相一致。但是，为了对新证据履行质证程序而再次开庭或多次开庭，重复诉讼程序，拖延诉讼；甚至有的当事人搞突然袭击，设法拖延诉讼，致使提高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并有损法院裁判的稳定性。为此有必要总结借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有关规定，建立举证期限制度。     

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

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辩论主义是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在民事诉讼中的反映。辩论主义提供的只是关于民事诉讼基本构造的指导性法理,而不是彻底否定法院职权探知的理由。在辩论主义的百年变迁中,始终伴随着对其内涵的全面限制及法院协助当事人提供事实与证据义务的普遍强化。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确立辩论主义原则时,应重视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当事人与法院的协作,强化法院的实体性诉讼指挥义务并赋予辩论主义新的内涵。     

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初探

我国民事诉讼在证据的提出方式上实行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随时提出主义 ,这种做法已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时间的临界点。本文分析了证据失权制度的价值 ,初步提出了在我国建立证据失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价值分析

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最初确立于2002牟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中.该制度的建立,不仅以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取代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而且在维护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的先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评析

一、何谓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理论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理论是近年来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提出的一种令人关注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民事诉讼最基本的关系，即诉讼当事人与法官关系的考察基础之上的。考察的结果，按照诉讼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所受到的制约，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诉讼制度，分成三种模式———绝对当事人主义模式、相对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与三种模式相对应的典型的诉讼制度，绝对当事人主义以英美法系国家英国、美国诉讼制度为代表；相对当事人主义以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为代表；…     

证明权与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

证明权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是当事人在诉讼证明活动方面诸多权利的集合,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从属于证明权。我们应以证明权的保障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合理划分当事人和法院收集证据的权限;建立文书提出义务制度;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措施。     

论设立我国民事诉讼证人拒绝证言权制度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下称若干问题)，对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立法的一些原则性规定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制度和大陆法系现代证据制度，尽量鼓励当事人举证，贯彻公开、公正、直接、言词和辩论的原则。特别在证人作证方面，确定了新的举证和质证规则，这是最高院以准立法的方式弥补和发展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法上的新进展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即以约束性辩论原则、约束性处分原则以及职权进行主义为基础,辅之以合理的释明权制度.近年来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目标在理论上存在一些误识,主要体现为混淆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夸大了当事人主义与协动主义的差异等.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条文表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指标——请求拘束原则和主张责任已经基本在我国法上得以确立.     

民事诉论中的自认及其法律效力：兼析《若干规定》确实自认制度的重要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自认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1款关于当事人无需举证的情形中．也仅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自认作了进一步具体化的创造性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自认制度。作为强化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和相应弱化职权主义程序模式的产物，自认具有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走出民事诉讼模式的误区——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和民事诉讼模式划分问题。通过对两种划分方法的对比，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从原则和模式两个层次上予以界定，以及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下为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能正确进行，必须超越两大法系在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运用模式分析法，将它们的共同点统一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上。     

规范和完善法官释明权的思考——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应限定被告人的举证期限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被告人举证期限的规定,以致被告人不论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诉讼进行中,还是在诉讼终结后,都有权随时提出证据。这种被告人可以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被称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原本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及特征,由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已被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所取代。 允许被告人随时提出证据,从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目的而言,具有合理性。但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允许被告人无限期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