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匡谬

我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但目前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存在着刑事政策理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系列误区，因而大大减损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应有效果，亟需匡正。一、 刑事政策理解误区匡正大家知道，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力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感动、转化未成年犯罪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减少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     

浅议青少年犯罪中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适用

对青少年犯罪实施从宽处理，是我国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制度。它对于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青少年罪犯的回归社会以及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必须改变重刑观念，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在侦查、检察、审判、羁押阶段建立相应的从宽机制，以利于对青少年罪犯的权益保护，提高青少年犯罪人的改造效果。     

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成年人本为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体，应当予以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保护。就此，联系我国有关情况看，虽然我国早在1991年业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在之后相继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关涉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等。但是，毋庸讳言，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罚种类设计及其适用上，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所做相当不够。例如，迄今为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除《刑4法》第17条法定的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外，无论是刑种设计还是其他刑罚裁量制度、执行制度上，国家均无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专门性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以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标准、非监禁化等角度,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建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欧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

2003年3月18日至20日,由华东政法学院与欧盟瑞慈人权合作中心联合举办的“中欧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讨会,在上海市华东政法学院举行。 中欧双方热衷于青少年犯罪研究、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专家学者、刑事司法工作者和儿童权利保护组织的干部、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共五十多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教授致了开幕词。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展趋势与青少年保护的思考

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猖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利益格局会进一步调整,加之国际上黑社会组织对我国境内的渗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现在,新的发展趋势已初露端倪,其中之一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向青少年这个群体蔓延,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在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中越来越大,青少年,无论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社会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具有特殊研究意义、需要特殊保障的群体。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给青少年以更多特殊的保护,使青少年免受或少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犯罪的毒害,无疑成为了我们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一个以青少年犯罪处置为中心的考察

治理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由于传统治理模式缺乏对青少年犯罪者的人文关怀，而且往往推行脱离正常社会环境的边缘治理，因此无法根除其所带来的“标签”效应，影响了整体治理的效能。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不仅能够使刑事被害人得到合理的补偿，恢复社会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其能够促使青少年犯罪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及其改过自新的可能性，避免了由于自我意识模糊所导致的错误角色定位，从而起到挽救失足者，降低重犯率的作用。因此，将刑事和解引入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领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入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笔者尝试“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本文尝试 “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新探

本文在介绍国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了理性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要重视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日本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国策

对日本社会中频繁发生的少年犯罪案件,日本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对策的偏向性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日本法务省认识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不但是少年司法和刑事政策的职责,也是日本国家全体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全日本国民和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携手联合起来,才是预防少年犯罪、保护少年的人身安全的最有力的对策。     

为了明天的太阳——记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

历下区人民法院中有一支少年刑事审判队伍，在全省法院干警中颇为知名。早在1988年初，历下区人民法院就设立了“少年刑事审判合议庭”，专项审理少年刑事案件。1992年又率先在全市法院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认真贯彻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做出了卓越的工作成绩，被授予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先进集体”，被荣记集体三等功。     

青少年保护立法要有新视角新载体

青少年成长过程必然触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次和方面，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联系，自然有愈来愈多的社会关系亟需法律来确认和调节，国家的法律在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中至关重要。我国立法机关面对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依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经验、做法，结合所签署的联合国文件精神，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及其预防

客观、全面、准确地研判青少年犯罪形势，是创新青少年社会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比重基本上保持着下降的态势，青少年犯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新形势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面临着新问题。在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应注重早期教育，对未成年犯罪中占相当比例的轻微触法少年，尽可能采取非犯罪、非刑罚的处理措施，减少过度司法干预。在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工作中，应树立“以人为本”，“和谐为上”的理念，注意保护相关人群的隐私及注意一些相关表述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等问题。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基础分析

数字化发展越来越快,“数字鸿沟”也越来越宽,搭上时代列车抓住时代机遇的人越来越多,而有些人却被时代丢下越走越远。对于这些被时代丢下的“数字弱势群体”施以特殊的权利保护是数字化社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数字弱势群体”是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二者存在重合和转化的关系。“数字弱势群体”具备新兴权利生成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其伦理基础,人权基础与价值基础等理论基础对权利保护的正当性进行论证,促进社会管理与权利保障。     

侦查活动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境与出路

在侦查阶段中,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相应诉讼权利一直是我们法治改革关注的重点问题,其中笔者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确保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辩护权,以此可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是律师辩护权中一项最基础的权利,是保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重要一环。所以,想要全面保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就不得不探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鉴于此,深入地分析研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相关内容、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在实施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律师的相关权利得到完善后,才能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刑事被害未成年人检察维权的价值探讨

作为未成年人维权的组成部分,刑事被害未成年人的维权与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权保护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检察视野中刑事被害未成年人维权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保护个体的社会化与社会肌体的可持续发展、拓展司法公正与倡导刑事法律观的人本主义化、促进形成刑事法律均衡保护人权的“二元性”理念,以及通过避免犯罪纵容与“恶逆变”而控制犯罪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