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防治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青少年犯罪历来是全球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十分突出，且有低龄化、暴力化、严重化的趋向，这不得不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和重视。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虽有其自身发展所决定的人格特点，更有其赖以产生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较突出的法国里昂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萨尼认为：“制造犯罪者是社会，引诱人并将其推向犯罪的也是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正是在特定情景下，作为社会脆弱群体的青少年缺乏支持而导致社会化过程失当的反应。于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构建防治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防患于未燃，以期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健康成长。     

青少年犯罪动机几个理论问题探索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青少年犯罪者背后到底是什么动力使其形成犯罪需求。犯罪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实施犯罪的内部动力。犯罪人的需要与犯罪诱因是青少年犯罪动机形成的主要来源。同时，青少年的个体心理因素，家庭教育以及当前的学校应试教育都影响着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形成与实施。     

浅议青少年犯罪中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适用

对青少年犯罪实施从宽处理，是我国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制度。它对于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青少年罪犯的回归社会以及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必须改变重刑观念，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在侦查、检察、审判、羁押阶段建立相应的从宽机制，以利于对青少年罪犯的权益保护，提高青少年犯罪人的改造效果。     

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观及其转型——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承载着对青少年这一群体如何进行犯罪治理的概念,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概念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概念诞生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的是一元化的刑事政策。伴随着西方juvenile delinquency概念及其知识谱系的启蒙,国家逐渐开始对少年这一群体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却被我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事实所建构。青少年犯罪概念的建构,不仅使得我国重视并科学化理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可能,而且还具有包容juvenile delinquency知识谱系的功能,使得有关少年司法的理念能够通过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载体顺理成章的进入中国。然而,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仅为青少年犯罪概念争议和理论分歧埋下隐患,也使得青少年犯罪的治理结构存在二元张力。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既非一体化治理,也非二元化治理,而是少年与成年二元混同治理结构。随着少年司法在我国渐臻成熟,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修改,"少年"与"青年""犯罪"与"非行"在概念和知识谱系上的分离不仅必须,也是必然。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犯罪二元治理结构混同模式到了必须分离的时候。少年与成年犯罪的二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准确定位,还关乎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治理。     

青少年网络犯罪刍议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利用计算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迅速增加，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网络犯罪危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其损失之巨，是普通刑事犯罪所无法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内外网络犯罪者结构看，青少年占有很高比例。笔者试图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特征、原因和预防措施谈些粗浅看法。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青少年高科技犯罪

从法社会学视角看来，青少年高科技犯罪乃一种不轨行为，其日益增多是与青少年在高科技社会领域所受社会控制的数量、强度及其方式有关。青少年涉足高科技犯罪固然有其个人根源，但差异交往论、标签论、失范论却揭示指出其社会根源所在。青少年高科技犯罪治理须适应高科技发展特点，不断构建与完善相关法律与社会控制模式。     

责任与使命：律师作用的进一步实现——律师在青少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以保障青少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目前我国实行的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种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反映了青少年刑事程序中对青少年人权特殊保障这样一种重要价值。人权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任何人与生俱来，包括青少年。由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和成年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他们对社会环境有较强的依存性，对外界事物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弱，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实现自己权利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也缺乏深刻的理解，但改过自新的机会较之成年犯罪人却要大得多，因此社会与法律应该予以青少年的人权以特殊的保护。各种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了对青少年人权的特殊保护。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敖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对于青少年的特殊关怀。类似的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法定代理人可以到场”，第34条“指定辩护”，第152条“不公开审理”，这些规定都针对青少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给予了特殊的待遇，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实现青少年的诉讼权利，更是为了保障青少年的人权而产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正是我国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体现。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和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西方法律中犯罪预防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犯罪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功能不当的产物，因此强调犯罪防治应当着眼于加强和改革刑事立法和司法。固然该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将犯罪原因肤浅化和犯罪防治简单化，但其表达出合理的一面也不容否认，即刑事司法是犯罪防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于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内容、价值等问题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研究的力度不够。在我国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今天。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学研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犯罪防治研究领域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问题了。     

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未成年人犯罪已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如何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阻止未成年人犯罪浪潮的高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刑事政策又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成效不甚理想。采取何种刑事政策能有效的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家庭教育功能的嬗变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青少年犯罪现已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被称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比率较高，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近年来不断加大。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回溯他们的人生成长轨迹，在众多的致罪因素中，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教育功能嬗变而引发的家庭教育功能不良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它直接影响孩子的社会化和未来的健康成长。因此，是青少年犯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分层与多元化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犯罪新趋势及原因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村青少年犯罪由于地域和经济等因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现阶段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农村青少年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和代表农村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的稳定和和谐。因此，如何加强对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关于青少年犯罪司法社会化的思考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司法制度应当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有所区别。少年司法制度的目的除了保护社会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预防、矫治少年犯罪，保护少年健康成长，使保护社会与保护犯罪少年相统一，从而达到公正与功利的价值目标。近来，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化的方案，即在刑事司法中贯彻社会化的原则，以提高刑罚实现其预防犯罪、矫正犯罪人的能力。在本文中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法释[2060]1号在运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些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令世界性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如何有效遏制青少年犯罪,如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已为社会各职能部门所关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简称1号文)的出台,正是顺应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为未成年人司法办案人员解决许多实务性的问题,如该文对未成年人几类常见案件的罪与非罪作了界定,对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等情形,都作了较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该文较95年9号文进一步确定了几个理念,着重强化了未成年人的帮教条件和退赔情况,为我国少年法的出台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各具特色的治理闲散青少年的经验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的一批学生，在上海市委政法委、上海市综治办的安排下，就社会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对上海市四个区进行了专题社会调查。发现所调查的四个区对治理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都作了大量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各具特色。     

矫治社会工作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途径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犯罪更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表现。因此对于犯罪青少年和具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矫治工作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目前,我国犯罪矫治工作主要通过犯罪矫治机构实施的,具有较强的强制与惩罚的色彩。本文阐述了矫治社会工作在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矫治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策略性建议。     

法释[2006]1号在运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些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性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如何有效遏制青少年犯罪,如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已为社会各职能部门所关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简称1号文)的出台,正是顺应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为未成年人司法办案人员解决许多实务性的问题,如该文对未成年人几类常见案件的罪与非罪作了界定,对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等情形,都作了较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该文较95年9号文进一步确定了几个理念,着重强化了未成年人的帮教条件和退赔情况,为我国少年法的出台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论归正青少年再社会化的环境支持

归正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因有犯罪经历而易遭到社会排斥，从而造成其再社会化的障碍，并为重新犯罪埋下伏笔，因此接纳与帮助归正青少年对于犯罪预防有着特殊意义。我国既存在有利于归正青少年再社会化的历史传统，又存在阻碍其再社会化的现实情势，未来应积极转变社会观念和革新政策模式，从强化家庭与社区的接纳引导、推行归正青少年就业援助、对归正青少年自立互助组织进行公共支持等着手，积极为归正青少年的再社会化提供环境支持。     

民族地区青少年犯罪现象的调查研究——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和长沙望城县调查为例

青少年犯罪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目前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许多诱发青少年犯罪的诱导因素，青少年犯罪数量一直处在波浪式上升的态势中，犯罪类型更多趋向于暴力化、智力化、团伙化，社会危害程度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