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问题探析

新时期我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建构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协调融洽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内蕴和基础。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和主体,其城市融入状况直接影响到自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视角,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困境,进而对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出对策势在必行。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出现了城市农民工阶层,对农民工阶层的生存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引入社会排斥概念,从城市农民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市民权利、城市文化三方面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描述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     

二重与多维:融入进程中的社会认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920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访谈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为:对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总体呈现广度上的多维性与深度上的二重性特征。     

从农民工收入现状看我国城市社会和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收入分配状况又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因为收入水平低和提升收入水平的途径有限.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对城市社会稳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实践中,可以以改善农民工的收入分配状况为突破口,在制度上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促进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思考——基于W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状况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状况不仅关系着其生存与发展,更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其群体特征也较为突出。他们的职业状况涵盖了职业分布、职业技能情况与劳动保护等问题。     

从挫折－侵犯理论看农民工犯罪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影响下,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排斥,其在城市的社会支持力量相当薄弱。而我们尚未建立一套新的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能对农民工加以有效管理的制度。在此情况下,如果受挫的农民工不能客观、合理地分析自己所遇到的挫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受挫的机会;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力量,帮助农民工摆脱挫折;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能正确看待挫折,增强心理抗挫能力。另外,还要完善法律法规,增强社会控制的力量,抑制农民工的犯罪冲动。     

城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其解决路径

农民工是中国特定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的住房条件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市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是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基本没有多少改观。解决好农民工住房问题,不仅关系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也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关系中国的长远发展。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必须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入手,并辅之以必要的具体措施。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研究

统计分析发现,的确存在城市农民工自愿性隔离现象。一方面,农民工在择业的时候,往往采取集中化就业行为,来自同一籍贯的农民工在某一行业＂裹窝＂就业;另一方面,同乡农民工在居住方式上也采取聚居形态。统计数据证实了隔离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聚居和集中化就业现象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数据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方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喜欢采取集中化的生存方式,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这种取向比较少。农民工的集中化生存方式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在治理方式上,城市政府应该秉持因势利导的原则采取疏导为主的政策,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各种服务,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考

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措施:推进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强就业服务和用工管理;为农民工的政治融入创造条件;强化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加强和创新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社区视角下的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当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城市犯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区的角度进行分析,城市社区的"区隔化现象"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构成了其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中"二元社区"的存在,加大了农民工的反社会倾向;农民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解体,弱化了对其行为的天然监督机制。为此,需要弥合城市社区的分化现象,重视对进城农民工的社区服务,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公共生活。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社工专业的介入

农民工群体内部正发生着代际转移,第二代农民工已开始进入“城市舞台”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和融入中所遇到的双重困境,希望介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助人方式,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问题提供一定的策略和解决途径。     

新城市化与乡镇化:执两用中化解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疏离问题

改革开放撼动城乡二元结构,结果之一是农民工的出现.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皆有差异,在心灵上与城市、乡村存在双重亲近与疏离;这一方面与其农村生活时间短、接受现代化教育、尤其是与他们的城市期望使之认同城市有关,另一方面,文化观念、相对剥削和社会排斥等又令他们对城市有所疏离.这种疏离感不利于社会团结及其自身的心理健康;化解之道在原则上宜执两用中:一方面提高城市职业群体的人文化,另一方面推进不失乡村记忆的、有机发展的乡镇化.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改变途径

“农民工”问题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城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享受到与贡献对等的权利,任何时候自己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地位,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本文首先考察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表现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方面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建议和对策。     

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本文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高于非定居农民工,其中人际关系适应性最高,其次是日常生活适应性,以经济适应性最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媒体接触情况、城市社会交往情况和参加社区活动情况等个体城市经验因素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有显著性影响,而城市户籍制度则没有显著性影响。     

青年农民工培训刍论

数量大、潜力大的青年农民工是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培训青年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素质与能力,是社会全面发展、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现实吁求;具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青年技工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提高青年农民工素质,帮扶其成为技工是个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需"。我们要厚待、尊重农民工,必须重视、大力地培训青年农民工;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和企业大学是培训农民工的主体,培训青年农民工学校要介入、要担当。     

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初探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为1．6亿，其人力资源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产业升级的成败。选取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及意愿调研中涉及人力资源开发的数据来分析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状况，从学理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即前置性开发、自主激励性提升、社会性开发、政策性开发，在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同时还要改善其心理状况和城市融入状况。     

社团组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桥梁

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单位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中观管理层次,是公民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农民工脱离乡村组织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显得非常尴尬。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国家正式组织还远不能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需求,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必不可少。因此,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桥梁作用,是当前保障农民工政治参与有序进行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