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的实现,包括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作用;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选拔手段和工具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考问与鞭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必将推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这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形式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科学民主观的“四个统一”原则

民主所包摄和涉及的各种价值充满着较量和矛盾。科学民主观要平衡好诸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民主观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论与实践、公平与效率以及自由与平等有机统一这四条原则。     

五四科学主义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影响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科学思潮具有双重轨迹,一方面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为中国人的接受,另一方面本来是工具理性的科学又被上升到价值理性,科学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元素,不仅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问题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明念之一，但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突现，而集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弱化。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体现公共理性，寻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围绕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校行政化与教师权利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民主管理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创新办学特色的冲突和高校行政化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冲突。要实现高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到有效融合,就必须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大学精神;合理界定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完善高校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     

微博论政与政府回应模式变革

政府回应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机制安排之一,其不仅是现代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参政的重要手段,也是判断民主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准.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回应既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机制安排,也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舆论平台,对传统的政府回应机制和模式既产生了巨大挑战,也为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机遇.各级政府应该认识、理解并规范微博论政,从而以此为契机,健全和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和模式,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培育公民文化

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公民文化以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为基本理念,又包容了民主的社会心理基础,对民主政治影响深刻.中国应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与价值表达

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人性假设的简单分析,重点讨论了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功能,就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实现途径进行了概括式阐述。其目的在于说明,行政主体理论尽管未能达成关于行政人身份角色的统一认识,但事实上的行政人却主要以理性的逻辑和方式来履行公共职能,结构化或制度化的行动秩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定义以及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的讨论,或许会为进一步完善行政主体理论并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理性爱国--全球化时代的呼唤

关于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全球化时代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但是全球化时代必须解决摒弃狭隘的、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应着力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要让国人树立一种理性的精神,"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同时应把情感与理性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     

有限理性下政府管制者的管制——基于中国行政语境的探讨

政府管制者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政府规制的有效性。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入手，分析有限理性人假设在中国“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的行政语境中对政府管制者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管制者管制的路径：从法律规制、行政问责、第四种权力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等方面来实现对管制者权力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评析理性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过程性管理

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中的人事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行政人员的选任，行政人员的定岗与培训，行政人员的日常管理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在理性官僚制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理性官僚制风格的独特内容。这种管理在保证行政人员训练有素完成各项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满足行政人员自身的情感和需求，有效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行政人员的潜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试析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置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果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直至走向对抗,从而严重危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策:1.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性质;2.规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语言和行为;3.提升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性程度;4.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理性社会——和谐社区"的初步探索

“社会”可以分为社会和社区两个层次。人们生活在具体的社区之中,社区和谐意义重大,社区是否和谐取决于社会是否理性,和谐社区只能存在于理性社会之中。“理性社会——和谐社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一个理论模型和可操作模式。     

试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责任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其合法性以及带来的法律责任问题产生争议,引起混乱。本文初步探讨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应当具备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诱惑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